在评论卡拉扬演绎的《悲怆》之前，我先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柴科夫斯基的这部交响曲在写作上存在着巨大的先天不足。1889年在柴科夫斯基的《第四》、《第五》两部交响曲获得巨大成功后，踌躇满志的柴科夫斯基决定写作一部“雄壮”的交响曲来作为他交响曲创作的“压轴之作”，这是他创作这部交响曲意愿的最初萌芽。至于当他具体什么世间开始创作这部交响曲，文献没有清楚的记载，大概在1893年2月间开始作曲，写作期间，他还在四处旅行，到了8、9月份这部交响曲最终完成了。据柴科夫斯基1892年末的信件中记载了作曲家认为应该给交响曲加一个标题“生命”，各个乐章也分别起了标……到了来年2月，他又觉得这个标题不能确切表达他心目中的形象，又曾经考虑过用“标题交响曲”来命名。直至在交响曲上演前夕，在他弟弟摩德斯特的建议下，最终取名“悲怆”，而这时距离作曲家最后的死期也只有一月不到的世间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柴科夫斯基在写作这部充满着巨大情感力量的乐曲时自己内心精神体验也在经受着巨大的煎熬，作曲家在信件中写道“我旅行中，几度一面作曲，一面流泪……回来以后，胸中燃烧着强烈的热情……”。纵观全曲，写作的精华在第一、第四乐章，这两个乐章将作曲家个人、他的民族的内心受到的巨大精神创伤及对美好过去的无限憧憬以及现实世界的残酷无情及最后的创彻骨里的悲拗和死亡，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但我一直对第二、三乐章没能作出入理、清楚的解释，作曲家写作这两个乐章到底要告诉世人什么？从交响曲写作的古典结构平衡的角度来说，这样写无可厚非，但从标题交响乐的全局观点来说，是破坏了交响曲的宗旨和全曲的氛围，圆舞曲乐章无论再怎样演绎，它终究还是圆舞曲，后一乐章的谐谑曲－进行曲，虽然主观上想要描述对现实的抗争、悲壮的斗争，但事实上这两个快板乐章破坏了前后两个乐章的气氛，也为精确地、完整地把握全曲，造成了无穷无尽的困难和疑惑。所以，第二、第三乐章的演绎成为是否把《悲怆》演绎好的关键。
[em26][em26][em26][em26][em26][em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