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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罗斯特洛波维奇】巴赫入门漫谈(116页介绍吉泽金,110页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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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大提琴大师罗斯特洛波维奇75岁生辰采访

Jonathan Tolansky/赵毅敏(译)
音乐是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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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是大提琴大师和指挥大师罗斯特洛波维奇的75岁生日了,他的生日庆祝包括和伦顿交响乐团合作的一系列在伦敦和纽约的音乐会。3月14日开始的伦敦的音乐会,大师选择了三位他特别亲近的20世纪的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布里顿、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4月21日开始的纽约的系列音乐会,地点选择在林肯中心,演奏作品全部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

还有许多作曲家对老罗的演奏无比敬佩的,包括从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西贝柳斯到潘德列茨基、辛历特凯和麦克米伦。和全世界的听众一样,他们为他的技巧性和艺术性所折服——特别是他广泛的演绎范围,象调色板一样细微的语调和动态的控制。在过去的35年里面,老罗还是一位指挥家,拥有保留广泛的交响曲和歌剧曲目。

但是老罗的音乐生活仅仅是他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位大提琴家还是敢于直言的人权拥护者,曾经因抗议苏联政府而冒生命危险。1970年10月30日,他向苏联政府的官方报纸《真理报》发表公开信,尖锐的批评政府压制苏联著名艺术家的行径,尤其是为持不同政见的作家Alexander Solzhenitsyn辩护,这勇敢的行为使得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多年岁月里的背井离乡。

以下是音乐记者Jonathan Tolansky对老罗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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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Tolansky:听说你幼年时在巴库家里就开始听音乐,这是因为你的爸爸是个大提琴家,而且还是卡萨尔斯的学生。请问,你对音乐的激情是从那时开始的?

Mstislav Rostropovich:是的。我的父亲是大提琴家,母亲是钢琴家,我记得在我记忆所及的时候已经听他们在家里的练习。在离开巴库的时候,那时我四岁,我已经疯狂地迷上音乐,并开始学习钢琴。后来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的父母确定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很好的音乐教育。当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对我说:“斯拉瓦,你应该拉大提琴。”他给了我一把小的大提琴,于是我开始演奏这非凡的乐器了。

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练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有时当我看到的我父母走出他们房间走过来时,我立即开始练习大提琴,但当他们走开后,我就看着窗外,有时一看就是两个小时。当看到他们回来,我就立刻练习起来。我的演技真好,当他们走入我的房间时,他们以为我练习得太累了。我的母亲会说“斯拉瓦,够了,够了,你应该休息。”接着她会给我一些糖果。

但是,当我14岁时,我的生活完全改变。战争期间我的全家移民乌拉尔,我的父亲去世了。从那时起,我真的开始非常努力地工作,我接替我父亲在音乐学校里面教书。我仅仅14岁,我的学生的年龄比我还大!从此我的个性完全改变了。我知道要赚钱养活家里人,我有妈妈和妹妹,以前她们是靠父亲养活的。于是,1943年,那时我16岁,我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为了赚钱我在那里为一些展出的图画做画框。随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战争开始后第一次全国的青年音乐家比赛,李赫特尔也参加了,我们一起赢得了金奖。从此我觉得生活愉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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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你是在那时第一次遇见肖斯塔科维奇吗?

MR:是的。那是1943年,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很出名。他一生在苏联的声望起起落落。有几段时期,他的音乐天才赢得广泛的赞誉,又有好几次他被指责没有作曲的天分,指责他从事作曲事业是个错误!但在1943年,他非常走红,是因为他新近完成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因此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作曲班上,学生是满满的。于是,我问我的大提琴教授,“你可否问问肖斯塔科维奇能否给我抽半个小时,看看我的钢琴协奏曲的谱子?”我的教授人非常好,他告诉肖斯塔科维奇他有一个天才的学生,他也作曲,并要给肖氏看他的作品。于是我来到了肖氏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四楼45号房的课室。我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天才很快要专门看我蹩脚的作品。我问他能否可以由我在钢琴上演奏它们,我的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快地完成了演奏。但直至现在,肖斯塔科维奇都没有告诉我真相,他说“斯拉瓦,你那么天才,如果你肯接受邀请加入我的班我会很荣幸的!”当然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在星期四,我从9点到10点上大提琴课,然后去找肖斯塔科维奇,在他那呆一天,学习作曲和他一起弹钢琴四手联弹。那才是我真正的音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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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你也是在那时认识普罗科菲耶夫吗?

MR:是的。但我认识他比认识肖斯塔科维奇晚些。是一个音乐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当时我还在音乐学院,普罗科菲耶夫转眼就忘了我了。但我赢得了1945年比赛后,我决定演奏一些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在正常的渠道我得到了他的大提琴协奏曲的钢琴缩减谱,我找不到管弦乐队的总谱。我很喜欢这作品,在一个独奏会里面,我把它加入到演奏曲目里,由钢琴伴奏。1948年1月18日,普罗科菲耶夫到场独奏会,散场后他到后台对我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作品的素材,但我确实不喜欢这个改编。如果你同意,我乐意考虑为你写另外一个的大提琴与钢琴改编。”那刹那,我像在天空中的天使。我想我不再是人了!那是多大的荣誉啊!我真的梦想成真了。

那时他身边有那么多崇拜者,但他竟会花时间为我那样做,对我来是莫大的成功。但仅仅是三个星期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2月10日,苏共突然愚蠢地攻击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那些被指为“形式主义”的艺术家。自然,超过80%地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崇拜者立刻掉转头来攻击他们,因为这是来自党的指令。可能肖斯塔科维奇身边还有几个朋友,但普罗科菲耶夫,我敢肯定,都走了,包括他的妻子。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如果你有任何事情想找我的话,我随时候命。”他说:“非常感谢,当然,我会乐意保持我们的联系的。”

之后,1949年,他的亲密朋友尼科莱·米亚斯可夫斯基,一个非常伟大的作曲家和对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怀有崇敬的人,写了他在“指令”后的第一部作品,“指令”里面也包括了他,对他的影响也很坏。那是他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米亚斯可夫斯基邀请普罗科菲耶夫到场我在1949年3月5日演出的首演,后来,普罗科菲耶夫走到后台说他有意写一部大提琴奏鸣曲,于是他马上开始写作。当他给我手稿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以至我马上记住了大提琴和钢琴的部分。普罗科菲耶夫用一辆破旧的车把我请到他的别墅,把他的奏鸣曲全部拉了一次。这距离普罗科菲耶夫演奏钢琴的时候已经很久了。以前他的技巧非凡,可惜现在已经褪色了很多,现在演奏很差。请原谅我提这个,因为他曾经是很出色的独奏家。

我们开始排练,我有好几次停下来告诉他弹错音了。五六次时,他还挺和善的,但再来时,他停下对我说:“斯拉瓦,是我写还是你写这部作品?我弹的就是我要的,甚至里面的错音。”好了,自这之后,非常孤独的他邀请我整个夏天住在别墅陪着他。那是1949年,我一直陪着他住在那里,直到1953年他去世。

那时我真难以置信,他变得越来越穷。他压根没有钱,有一天他说:“斯拉瓦,我没有钱买早餐了。”我吓了一跳,我去找作曲家协会的主席Khrennikov,我告诉他:“普罗科菲耶夫已经没钱买吃的,协会能否给他一点钱?如果不行,我到音乐学院找学生,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卢布。”Khrennikov给了我大概等于50美元的卢布,我都给了普罗科菲耶夫。

之后,我和一位在苏联广播届很有地位的作曲家、指挥家萨缪尔·萨莫苏德秘密商议如何帮助普罗科菲耶夫。这位作曲家很有些办法:“如果普罗科菲耶夫写一些和斯大林有关的东西,我或许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我们得到的指示是普罗科菲耶夫可以写一部叫“伏尔加和顿河的会师”的序曲。斯大林已经想在这两条大河之间修筑一条运河。我们想普罗科菲耶夫通过写这样的庆典作品,有个机会赚点。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我是很高兴地告诉他的。普罗科菲耶夫说:“多愚蠢的主意!”你想,我差点哭出来了。“为什么你这样哀伤?”普罗科菲耶夫问我。我说:“会有几千部拖拉机,轰隆隆地修地球呢。”他说:“哦,好,也许这压根不是个坏主意。”他写了这个序曲,于是他有钱买食物了。

他是在沮丧去世的。他为他的歌剧《战争与和平》作了一个特别的改编,使这部原本要两晚演完的作品在一晚之内可以演完。他对我说:“如果我不听多一次我的歌剧,我不想死。”但他没有机会听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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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第一次在东欧集团以外听到你的演奏是通过录音,1952年在布拉格录制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由塔利希指挥。它有强烈的冲击力,即使现在在CD上也是。你对那次在布拉格还记得什么吗?

MR: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奇妙的时刻就是到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在布拉格。我第一次在那里露面是1947年的民主青年节,那次我赢得了国际比赛。1950年,我又在布拉格赢得另外一个国际大提琴比赛的头名。1952年Supraphon唱片公司要为德沃夏克录制系列的五十周年纪念唱片。他们告诉我捷克伟大的指挥家塔利希的一些情况。他在德国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举行音乐会,为此KGB订上了他,他失去了捷克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位置,并禁止举行任何音乐会。在他被捕后,被押送到布拉斯地拉法,在那一直隐居。Supraphon想给他机会录音,他们想他和我录制德沃夏克的协奏曲。

当他们告诉我这些时,我记得几年前伟大的苏联指挥家姆拉文斯基有一次问我,觉得谁是在世最伟大的指挥家。我说:“可能是富尔特文格勒吧?”姆拉文斯基说:“不,塔利希。”Supraphon试图要总统Gottwald允许塔利希录音。于是他来了,他已经很老了。

在录音前,他传话问我是否我和他能否进行一次钢琴的排练。在排练中,我演奏完第一乐章,他问我一个经过句的突慢,那是逐步地慢下来,然后恢复原来地速度。他说:“斯拉瓦,你是怎么想的,在这个突慢后,通常是马上回到原来的速度并加快速度,如果是一点一点地加快如何?”我说:“大师,当然可以,如果你想那么做的话。”他接着说:“我很高兴你的认同,因为我想告诉你,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德沃夏克还在世,这个做法是来自作曲家的。”

我立即要求他教我应该如何演奏这协奏曲。我乞求他告诉我他知道的一切。他也这样做了,而且很详细。他给我上了最美妙的一课。后来我也从其他音乐家那里得到与众不同的教诲。甚至现在我如果和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一起,我会说:“谢谢你教我。”塔利希是当中最最伟大的之一。你知道,我就快75了,我同样高兴有谁可以现在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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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你给我们带来了大师作曲家独特的一面,如同你和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那样,你和布里顿的关系也是那么密切的。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MR:和布里顿的会面是我一生中实在意义重大的时刻,但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完全傻了。因为铁幕隔断了我们国家和外界的联系,我仅仅听过布里顿一部作品,青少年管弦乐指南。他是根据普塞尔的主题所写的一套变奏曲。但我想这一套作品有着比普塞尔更新颖的音乐语言。我以为布里顿是过去的人,他已经不在了。然而1960年我在爱丁堡音乐节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那是我在西方的首演。演出完了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和另外一个人来到后台。肖斯塔科维奇说:“斯拉瓦,请允许我给你介绍本杰明·布里顿。”我笑得简直疯了——多大的一个玩笑。但我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表情,我很快明白他真的是布里顿。

布里顿很快对我说,我的演出给他印象太深,所以希望我同意见他。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啊。我们约定第二天在爱丁堡我住的威尔士王子酒店里面会面。第二天早上在他来之前,肖斯塔科维奇告诉我:“我的一边肋骨弄淤了,昨晚你在演奏协奏曲时,布里顿不停地用肘子撞我,你看他对你的演奏多兴奋啊。”布里顿来我的房间后,问我是否接受他为我写一部大提琴奏鸣曲。他说,如果我接受他会演出钢琴部分,但他仅仅要我答应:在爱丁堡音乐节上和他一起演奏。我回答他我是如此荣幸,那可以在一年后进行。我们后来真的一起演出了一台独奏会:德彪西的奏鸣曲、布里顿新作的奏鸣曲和舒伯特的为五弦古大提琴而作的奏鸣曲。从那一刻起,我就是本杰明·布里顿的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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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大概就是在那时起,你开始了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后来更成为你频繁的指挥事业的主要关系。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指挥的?

MR:在1961年,或者1962年,我第一次指挥。那是在小城高尔基。我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单:柴可夫斯基的第一组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对我的指挥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的是1968年我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首演,那次演出柴可夫斯基的歌剧《欧根·奥涅金》,然后我带领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家到柏林和巴黎再次上演这个剧目,在巴黎还录制了唱片。我的妻子维什尼芙斯卡娅在剧中扮演Tatyana一角。我和大剧院的第二个制作是在1972年,那次是演出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肖斯塔科维奇为它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他很喜欢我的演奏,他把评论的手稿带给我看了。可能那是我作为指挥获得最好的评论。

在那之后,我指挥得更多了,密度也加大了。我喜欢歌剧,因此我指挥过辛历特凯的两部舞台作品的世界首演。但作为我指挥生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我和他们的合作很早就开始了:我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大提琴协奏曲是在1961年,1965年开始我们紧密的关系。那次是我们在伦敦和纽约演奏31首协奏曲,所有31首协奏曲全部是在两个星期之内演出完成!作为回报,我开始指挥LSO,就像我以前和其他的乐团合作那样,我们之间形成友谊和艺术的默契。我非常喜爱这个乐团。我知了解那的每个音乐家,每个人的个性!在那就像一个家庭。这是一直非凡的乐团,因为每个首席,第一长笛、第一长号、第一单簧管、第一巴松管、第一小号、第一圆号,他们全都是杰出的艺术家。他们会明白你对音乐演奏的想象。那真是非凡的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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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你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度和色彩,特别是1998年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节。你们演出了他所有的交响曲和其他部分的管弦乐作品。

MR: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色彩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事。他并不喜欢乐团普通的声音。他是在我指挥的《战正与和平》演出的评论里面提到。有一次他对我说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斯拉瓦,如果你真的想侮辱一个音乐家,我说‘亲爱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你是个次强家!’”肖斯塔科维奇讨厌演出没有极端强烈的动态,这时乐团仅仅是舒服而已,他们的肌肉像在度假。就像你所知的,他是配器法的大师,但我问他:“当谱子上要求铜管组和弦乐组同时是fff的时候,如何保持平衡度?”他只是说:“如果我为乐团写出fff,每个音乐家就要尽他们的可能演奏出最大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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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你一直是肖斯塔科维奇得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热心提倡者。这部作品在1936年激起斯大林强烈的反应,不论是作品还是作者都收到《真理报》社论的强烈评击。在十年之后你录制了一个令人击节赞赏的录音,你的夫人还在里面出任主角。讽刺的是,你和她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真的接受了这样的打击。

MR:是的。对我们的伤害是很厉害的,但那是我们的宿命。这个录音有着奇妙的阵容。顺带提提,尼科莱·盖达明白他扮演的谢尔盖是非常困难的,他唱得简直就是天才。1978年3月我们在伦敦录制这个作品,该月的15日,就是录音开始的前几天,盖达和我在我们巴黎的家里,我听到她尖叫地对我说“斯拉瓦、斯拉瓦,来这看电视!”屏幕出现的是格林娜和我的照片,并宣布苏联国会剥夺格林娜·维什尼芙斯卡娅和米斯特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苏联国籍。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啊,我们惊呆了。当我们第二周到伦敦录制《麦克白夫人》,我们收起我们所有的眼泪,都倾注到我们的演出里面!魔力真的出现了。

我记得在录音里面许多的奇妙的时刻,特别是越来越接近歌剧的结束。当卡特林娜,那就是麦克白夫人,抱住精索涅特卡跳入的河中,那是西伯利亚冰冷的冬天的河!乐队演奏极弱就像心跳。索涅特卡必须像动物那样尖叫。我问唱索涅特卡的女高音,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她是否可以做到像动物生命最后一刻的尖叫。她说:“我试试。”但当我准备正式录音时,她唱得像动听的小鸟!于是我对录音监制Suvi Grubb说:“Suvi,那是不可能的,那里根本没有剧情。”他建议我试试其他的。

于是我回到录音室,看着合唱队里面所有女性的脸。其中一个嘴唇薄薄的,鼻子像刀削的。我想她有时候会是很厉害的。于是非常客气地问她:“对不起,如果我要求你像垂死的动物那样尖叫,会毁掉你的声音吗?你觉得可以吗?”她说她可以试试。她问Grubb,如果她的声音因此毁掉,她要求特别的津贴。我必须告诉你当我们录完这一段,我们的乐队演奏那些心跳,然后在那引出她的尖叫!我已经说不出话,乐队也吓呆了。Suvi Grubb哭了,我和他报在一起。我觉得那声尖叫是整个录音的最扣人心弦的一刻。那可真是作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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