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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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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冷战悲剧(完整资料)  
 


根据谷正文的叙述,当时的情况如下: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她被邀请参加于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而台湾仍处于蒋介石颁布的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整个台湾社会在国民党宪兵的严格军事管制之下,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著,不言而喻,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严格了 .在那一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国家安全局的严格审查.

  

"这一制度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这是直接来自蒋介石的指令."谷正文不无感慨地回忆说.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专案,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後,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当时负责对邓丽君家庭进行审查的主管部门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著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就是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著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份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还提及了另外一个当时在台湾较为著名的人物,即台湾歌星白嘉莉小姐也是和邓丽君一样,为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当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工作人员,利用其艺术活动的有利条件,奔走于沙乌地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传递情报和充当"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结婚後,才解除了她特务情报人员的身份.

  

关于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他专业间谍有著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综上所述,邓丽君于1969年为了出境演出,不得已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事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然而邓丽君当时只有15岁,鉴于当时台湾的历史环境, 可以确定,邓丽君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事完全是不得已之举.此外,邓丽君不是那种真正的间谍人员,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资讯传递媒介而已.

  



"邓丽君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这一消息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首先是邓丽君的家属对此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长兄邓长富针对《读家报道》杂志的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以下声明:

《独家报道》杂志的采访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针对邓丽君家属们的发言和其他一些不同意见,谷正文分别在不同场合接受了许多不同新闻报纸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幷且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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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冷战悲剧(完整资料)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馀下来的时间裏,我幷无什麽其他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

  

"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麽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 那麽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著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说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以上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被公开在报纸杂志上以後,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从那以後,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馀,民间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普遍表示:当年的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国民党特务组织系统之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邓丽君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秘密交往  
  
Post on:2003年10月08日10时22分(146)  
  

著名歌星邓丽君一直向往著到祖国大陆看看,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本文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领导成员,奉命与她秘密交往三年.通过此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邓丽君.

1,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让我们回到1986年.这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邓丽君对这位元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一些著名的所谓"亲英"人士,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後,确定由我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一般我不参与.这次确定由我负责,也是表示郑重之意.

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当晚七时,邓丽君如约到达.她明眸皓齿,光艶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著随意.同她一起来的,是位剪著男型短发的麦小姐,据介绍是搞电影的,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片子.

过了一个星期,邓丽君设宴回请,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这家酒楼食客不多,环境幽静.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她神清气爽,红晕生辉,英姿勃发,显出一股青春活力.

从此,我们便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约请饮茶.只是後来麦小姐不大出场,可能她对这样的小聚不感兴趣,也可能是邓丽君不太愿意让她更多地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

2,去内地演出,旅游的筹划与搁置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她小时候割过草,种过菜,穿著有补丁的衣服,放学回来,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裏帮工.

她也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後,邀请她到内地演出,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

不料,她对到内地演出,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准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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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战悲剧(完整资料)  
 
  

  

"邓丽君是台湾间谍."

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突然死亡事件发生後不到一个月,1995年6月中旬,由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首先报道的.

《独家报道》是台湾国民党派系新闻媒介中的由"台独"派系掌握的综合性杂志,1995年6月刊以醒目的标题,详细报道了《独家报道》杂志社记者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设计委员会(顾问),主任审查官谷正文先生的采访记录.

  

在接受采访中,谷正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先生于1994年死于癌症).而配合协同工作的则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独家报道》的这一采访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新闻报纸和杂志社的记者纷纷争先恐後地对谷正文先生进行了新闻采访.谷正文对所有前来采访的记者均一成不变地表明:"邓丽君的确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间谍".

1995年6月24日,《香港信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1995年7月8日,日本《现代周刊》也全文刊登了日本记者吉野先生发自台湾的新闻采访,重新证实了"邓丽君是间谍"的爆炸性新闻.

  

1996年1月31日,原日本电波新闻社报道部部长,报道事业董事,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先生以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先生,两人共同合作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他们分别对台湾,香港,日本及泰国等地的与邓丽君有过关联的人物以及团体进行了实地采访和资料调查,最後共同撰写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在《邓丽君的真实》一书的编後记中,宇畸真先生不得不遗憾地写下了以下记述:

  

首先,在邓丽君活著的时候,我们没有对邓丽君进行一次新闻采访,也没有能亲眼目睹其真实人物的风采.同样,我们也没有在"卡拉OK"时唱过邓丽君的歌曲——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什麽邓丽君的歌迷.  

  

但是,在本次追踪调查采访开始之前,我们一直对邓丽君持有这样一个认识:即为什麽认为邓丽君是一名具有极大魔力和魅力的台湾歌手,她演唱的歌曲只要人们听上一两句,它就会钻进人们的心灵之中,使得人们怎麽也不能把它忘却.

"当我们的追踪采访开始之後,我们的面前便不断展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人生悲剧.邓丽君的一生的确太富有戏剧性了,在持续4个月的追踪调查采访中期间,我们似乎也进入了那个淹没了邓丽君的时代中去了,邓丽君的一生再现了整个台湾的现代史,在追踪调查采访邓丽君的过程中,我们对台湾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然而,我们的本意原幷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仅仅只是集中在这一点上的.但是,非常的遗憾,结论恰恰相反,对于邓丽君本人来说,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我们所要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间谍"这条道路.  

  

在天赋才能的基础上,邓丽君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奋斗,使她自己的人生绽开鲜艶的花朵.然而又太短暂了.天赋的才能本来应该能够使邓丽君的一生只沿著歌手的轨道延续下去,但是冷酷的国际政治舞台.邓丽君的一生中曾几次身临险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现实吧……"  

  



证实邓丽君"间谍"身份的主要消息来源是一位元元元年近7旬的国民党军队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位老牌高级特工,在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系统(军统局)中从事情报间谍工作长达34年之久.现在虽然因年迈体弱退役在家,但仍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1995年他撰写了个人回忆录,记述了自己从事情报间谍工作的一生.对于国民党政府军事情报统计系统(军统局)的特务组织的历史见证人.同样,关于邓丽君是否是国民党台湾政府的"间谍",以及邓丽君被收编为国民党间谍的经过,谷正文先生正是当事人之一.因此,谷正文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发言是否可靠是涉及到"邓丽君是间谍"一说的真伪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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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冷战悲剧(完整资料)  
 
但据我们观察,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最後,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

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麽样才能进入内地?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後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计划"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

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後来她告诉我们,"另纸签证"的办法幷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後都受到了情治单位的审查.她说台湾的情治系统是非常厉害的,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不能不防备.

台湾的情治单位在暗杀旅美作家江南以後,弄得声名狼藉,受到海内外的谴责.

但它对台湾同胞来说,仍有威慑作用.邓丽君跟我们约会,经常变换地点,而且她一出门就要戴墨镜,穿风衣,既是提防媒体发现,也是提防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3,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後,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地点在赤柱的宾馆.这裏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佳宁破产後,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

金庸後来说他也来看过,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他可能会买下来.

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後,她约我们吃饭,谈著谈著,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

这更是出人意外!接著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裏买套房子."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後,便要我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这倒使我为难了.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後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著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後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幷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裏,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淩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幷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著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4,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後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後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影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後,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反共的.粉碎"四人帮"以後,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徵.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问为什麽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小平接见邓莲如等人的谈话记录我是看到的,其中幷未提到邓丽君.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小平中兴"时代,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们看来,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才能为邓丽君"正名",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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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聆听邓丽君的日子:


http://bbs.hifi168.com/bbs/article.asp?ntypeid=11%20&titleid=89640&ftdat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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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怀念她,想听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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