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比肉体侵害更为恶劣-一篇小学生写的贝多芬乐评 [复制链接]

昨天某个论坛的前版主为了证明某会员写的古典乐评水平低劣，把他的女儿写的贝多芬作品的乐评贴了出来，号召全体爱乐者向他小学生的女儿学习。其全文如下：

贝多芬及其交响曲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
   没有一个艺术家对道德的修积，像贝多芬那样的兢兢业业，也没有一个音乐家的生涯，像贝多芬这样酷似一个圣徒的行述。天赋给他犷野的力，早替他定下了方向。他是应当奉献于同情、怜悯、自由的；他是应当教人隐忍、舍弃、欢乐的。对苦难、命运，应当用“力”去反对；对人类，应当用“力”去鼓励，去热烈的爱。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英雄。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人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一他的人为之震慑。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o年十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父亲是一个不聪明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虽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上（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或和一把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二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澹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跳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若狂的热情。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oo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贝多芬一七九六年时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变成剧烈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善，随后成为慢性的中耳炎，随带一切的后果。耳聋的生活方式逐渐增加，但从没完全聋。贝多芬对于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据说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以在作曲时听音。
    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瞞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致被人发见；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o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六达牧师。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oo），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
    《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阴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谐谑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正在进行的目光。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
    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关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o二年的大作品里。然而一八o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快板）与终曲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按拿破仑于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oo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贝多芬被它煽动了。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o四），和《第五交响曲》（一八o五―――o八）的终曲，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o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影响。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瞞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然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创造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o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一八o八）。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一八o七）。
    什么神秘的理由，阴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情怀，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o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情怀，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茨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谐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以至于使德国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一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把他看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不心的。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末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o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茨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品味被意大利作风败坏了，时尚所趋的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即《第九交响曲》。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着群众里，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曲》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中去。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磨折，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里，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的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公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振撼了，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
    《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在维也纳病倒了，他躺在弥留的床上，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了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里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