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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外(德国摄影师Frank Tischer的风景史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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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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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胡适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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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沈阳大学图书馆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先生在大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者。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也是我国最早提出人权思想的人。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30年,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事求是,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他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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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胡适之”

文 / 张海晏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胡适无疑是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风云人物。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无论相识与否,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引以为荣。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国民**驻美大使的胡适得知其当选,乃请他到驻美使馆共用晚餐。史密斯议员在赴宴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姓甚名谁,不知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称呼“大使”“阁下”便足以应付。于是疑虑全消。宴会结束,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客人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闻此笑颜大开,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于是宾主相拥而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流行语,当时不仅仅风靡中国。从胡适一生获得35个名誉博士学位,亦可看出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胡适的朋友自然多是志同道合的文化学术界的精英,但也不乏社会下层的厨师、菜夫、引车卖浆者流。胡适晚年在台北时,有个沿街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他自做自卖,卖饼之余,喜欢站在卖饼的铅桶旁看书,研究各国政治。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又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胡适则有信必复。后来,袁瓞成了胡适办公室的常客。胡适每次出门,总要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他枉来一趟。二人一次闲聊中,袁瓞误以为自己得了鼻癌,胡适便替他写信介绍到医院检查,并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学术大师与草根小民的友谊,凸显了胡适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大师,胡适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自然颇多。然而,即使对其有门户之见甚至多有攻击的人,胡适也往往能做到持平论之,甚至挺身相助。如胡适与鲁迅早有交往,后因政见相左而产生嫌隙。鲁迅对胡适有过激烈的批评,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对胡适多次“围剿”。鲁迅也是第一个说胡适阴险的人。但是,胡适仍能客观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辩污,指出坊间所谓抄袭日人之说纯系无稽之谈。

鲁迅去世后,有人跳出来横加责难,胡适则出面劝阻,并欣然接受许广平的推荐,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再如,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还曾是同事。后来,二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胡适始终以情谊为重,在分手后陈独秀四次被捕入狱的危难之际,胡适都不遗余力地营救他。

胡适性情温婉,和蔼可亲,为人处世灵活而富有弹性,但他不是不讲原则的乡愿式人物、好好先生,对诸如民族大义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从不含糊。抗战时期,中国北部多已沦陷,北大旧友周作人滞留北平,有传他要出来为日本人做事。远在海外的胡适多次托人带信,恳请他以国家民族个人名节为重,莫做蠢事,并寄来一首白话诗,以为劝诫。不过,周氏最终还是没能“识得重与轻”,留下一段憾事。

当然,胡适的为人并非总是温文儒雅、宽宏包容,他也有意气用事、偏执成见的时候。比如,他对哲学思想史同行冯友兰的看法和态度,就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成分,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说:“适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对冯友兰先生性格和学术方面反复的讥评与否定。”(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不过,在当年大陆批判胡适的风潮中,冯友兰也写了不少批胡的文字,远离大陆的张君劢斥之为“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但胡适却未深责这类特殊情形下的权宜之举,更多地流露出悲悯之情。

据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最早出自傅斯年之口。胡适的晚年弟子唐德刚先生,曾就此语出处问过胡本人,但素有“考据癖”的胡适却说:“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其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由谁说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语彰显出的胡适的“磁性人格”与为人之道。胡适常挂在口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云云,均可视为他人生的座右铭与受人爱戴的精神因素。唐德刚评论胡适:“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断无害人之心”无疑是胡适始终坚守的道德底线,也是他一生朋友遍天下的人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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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逝世61周年|自由而悲悯:当下我们最缺乏的力量

夏虫欲饮冰

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灵乌赋》

有人说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做一时君子易,做一世君子难,而胡适,真就做了一世君子。
当然胡适在很多人眼里又是一个伪君子状态,对他所干下的一些事情不耻,但问题在于,你所讨厌的那些事,真的是胡适干的,亲口说的吗?
这些还需要自己亲自去了解,而在大多数文人眼里,他就像范仲淹的《灵乌赋》里说的那样,如凤凰,不因受讥讽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如麒麟,不因被中伤而改变自己的仁德;如神兵,不因对战而失去锋芒;如美玉,不因**的烈火而改变自己的颜色。

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西方自由精神的体现。胡适翻遍古籍,在《灵乌赋》中找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字,正是为中国寻找到一个可追溯的“自由传统”,他把这八个字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1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

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
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君子?
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
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一生无子女。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
第三天,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鲁迅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
1926年,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
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生无子女。
清末民初,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追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观念,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却是一个例外。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
订婚后15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谋面。
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婚事。
“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
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婚后,胡适写了一首诗自我宽解: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这便是胡适——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君子周急不济富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
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
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
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
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
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
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
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
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
他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
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

一次,卖烧饼的袁瓞来胡适家闲聊。
胡适说:“我喜欢游泳,可鼻孔长了小瘤,呼吸不便。”
袁瓞说:“好巧,我鼻孔也长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适立即提笔写了封信,让袁瓞交给台大医院院长。
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当年之民国,很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之仗义疏财,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年,大学者陈之藩寄支票感谢胡适——他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
胡适回信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
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
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学生们纷纷叹服。

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从不进行人身攻击。
羽戈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1948年,胡适被迫离开北京时,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
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既不加入**,也不加入**。
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异己”,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友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
这一点,民国能做到者,几人哉?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
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
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鲁迅的《随感录》。
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1936年,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
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
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诛心是人类的通病,祸延千年,勿论中西。
能做到胡适般“恶而知其美”者,有几人哉?

▌君子立论,宜存心宽厚
一天早上,胡适喉部有点发炎,胡颂平说:“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这就是胡适一直倡导的: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
何谓存心忠厚?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
罗文干说丁文江:“看钱太重,有寒伧气。”
但胡适则反思——
“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
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处不疑的胡适。

▌君子之德,莫美于恕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宽容之于胡适,已深入他骨髓。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
面对别人的咒骂,胡适并不生气。
有一次,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此前,胡适与鲁迅兄弟谈《西游记》时,说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大唐。自己念动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纪,能说这番话者,唯胡适一人。
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君子不受虚荣、不祈妄福
1929年,胡适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见了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名会员之一。赫定说:“我想提名你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胡适果断而婉转地拒绝了。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后来,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胡适读罢此文后,给李敖写了一封信:
“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
“说我‘退回**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
“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
信中指出的错误,全是给胡适贴金的。
倘若胡适好虚名,完全可以缄口笑纳。但他却毫不含糊,对多处贴金拒不接受。
胡适难道不好名吗?
他给别人写的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其日记也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日后发表,显然,胡适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有两点非常值得如今熙熙于名者学习。
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
“不接受来历不明、言过其实的虚名。”
二是“成名后,就不要辜负这个名声”。
“对名誉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和反省。”
这就是胡适——不受虚荣、不祈妄福。

▌君子不随众、不盲从
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书人杂志》将其选入“中国最新十部佳著”。
胡适读后,当面批评罗尔纲:“做书不可学时髦。”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之乱,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只字未提,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
正因胡适的耳提面命,罗尔纲后终成著名历史学家。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
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的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
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
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

▌君子不降志、不辱身
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当时的台湾,连钱穆都没胆这么说。
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
胡适拒不接受:“我有心脏病,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
有人问:“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
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抗俄使命”。
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
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
蒋介石怫然变色,气得全身发抖。
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的,结果成了“聆训”。
蒋在当天日记中愤慨记录:“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
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适。
“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
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梁实秋说:“但恨不见替人。”
但蒋介石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当年,胡适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说胡适是君子的榜样,正因为他一生都在坚持——知行合一。
既告诉别人怎么做,又做给别人看!
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不由又想起了胡适欲改写《西游记》的结尾:
“唐僧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胡适,实实在在、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位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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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江冬秀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千金**。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胡适随同父异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冯顺弟为他订了婚。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但最终,他们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在家乡与结婚。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胡适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但最终因为“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这门婚事。胡适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他要求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因为随着阅人历事,他感到女子能读书识字,固然是好事;但即使不能,可无伤大雅,不必一定要求自己的妻子博学多才。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仍持鼓励态度。 胡适是民国少有的终身仍与包办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张爱玲也认为“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胡适是个大才子,而江冬秀没有文化。但总的来说,胡适还是非常尊重江冬秀。有人说,如果你了解江冬秀,你就知道胡适人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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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主要思想:

实验主义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受到了其导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具体而言,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说”浓缩成“两步说”。第一步:历史的方法,即任何学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发生的原因,也有它所产生的效果;第二步:实验的方法,即一切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胡适还进一步把它提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字箴言。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

容忍与自由

胡适认为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他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例:约翰·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不满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烧死。中国历史也有例证: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大权。通过这些事例,胡适意在说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晚年时期,针对当权者蒋介石,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音乐是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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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胡适故居:

绩溪上庄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与绿水青山形成的美妙组合,是皖南古村落中的一颗明珠。上庄村之名,因人而出名:胡适、胡开文、汪静之、曹诚英以及一代代徽商前赴后继,走南闯北,行遍天下让这个古村落在民国时有“小上海”之称。这里是胡适启蒙的地方,也是他娶亲的地方。胡适从村庄的私塾一路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里虽不是他生活最长久的地方,但却是对他影响深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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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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