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肖斯塔科维奇1950 年7 月赴莱比锡担当“巴赫逝世二百周年音乐会”评委,途中遭遇灵感,遂于10 月动笔,次年2 月完成《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这是肖氏钢琴曲的顶峰,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平均律》”。肖氏在晚期创作中还仿效巴赫,用自己的姓名构成音乐动机“DSCH”,并将这个动机写入大量作品。
康德说:“崇高必定伟大,而优美却可以渺小。崇高必定纯朴,而优美则可以着意打扮和装饰。”《赋格的艺术》没有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旋律,没有庞大的配器和强烈的对比,然而就在那秋水长天、万物归一的澄明平和中,崇高自天而降。
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巴赫是“音乐的上帝”。
赋格是常见作曲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容易。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考试就是写一部赋格,要从上午9点考到下午5点。交卷后,这些天之骄子们个个形容枯槁,神情恍惚。而且,考到现在,还没考出一个巴赫。或者近似巴赫。
巴赫写了无数赋格,个个动情、动听、动人。他没进过任何大学,亦非名师弟子。他不用任何名校和名师来装点自己。
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因此他包罗万象。
《赋格的艺术》堪称对位法音乐宪法。巴佳爱出版后一共售出30本!他一气之下将刻有这部音乐宪法的铜板当废铜论斤卖了。
有眼无珠的人类!
《赋格的艺术》是巴赫的音乐签名,而现存于世的巴赫最后的亲笔签名是在1749年12月。此后,他因白内障失明。事实上,六月份市议会已在“三天鹅”客栈密会萨克森宫廷乐监——他带着总理的亲笔推荐信。早就烦透了巴赫的市议会喜出望外,他们在见面之前就决定聘请他,见面只是个形式。
巴赫未必知道此事,但他肯定本能地感到一生忙于接替别人的自己终于也变成了被接替的对象。于是他坚守工作岗位,需要签名就由太太和儿子代劳。
1750年3月底,巴赫决定做白内障手术。十八世纪的欧洲,动手术跟谋杀差不多:当时根本没有麻醉,也没有消毒器械,整个欧洲连家医院都没有。全部的术前准备就是放血和服用植物毒汁以“排出有害体液”,全套医疗器械是一个“煮得滚热的苹果,把它放到眼睛上软化角膜”,而患者则“被捆在一把椅子上”。
手术由英国谭若恩在他下榻的“三天鹅”客栈进行。谭医生的医疗方案是切除巴赫混浊的晶状体,再戴上高度眼镜。谭若恩术后第二天即赴德累斯顿,4月初回到莱比锡,发现白内障复发。在巴赫的坚持下,他再次进行了无麻手术。
经过剧痛和黑暗的四个月,7月18日,巴赫打开绷带,重见光明!可他当天即中风,继而高烧卧床。十天后,1750年7月28日将近二十点,65岁的巴赫静静地为自己辉煌华丽的音乐人生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
无人喝彩。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巴赫患的是糖尿病。此病1750年根本无法诊断,当然也就无法治愈。我感叹的是巴赫对死亡的态度,他在一部康塔塔中说:“我别无他求。我笑对死亡。啊,简直希望死亡已经降临。”当我们整天在功名利禄的烂泥里与想像中的仇敌殊死搏斗时,巴赫勘破了生死。
绝大多数人朝九晚五碌碌红尘,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注定是悲剧。少数人觉悟到人生的短暂辛劳,而死亡必然让所有生命的辉煌回零。他们的生命因为这觉悟而更加悲剧。因此,人生注定是悲剧。这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巴赫为他死后38年才出生的叔本华给出了一个答案。
去世前几天,女婿笔录了巴赫口授的管风琴众赞歌《当我行至主的王座前》,在第二十六小节戛然而止。此为大师绝笔。在曲中巴赫宣布:“我行至你的王座前……赐我极乐归宿吧,主啊!请在末日那天唤醒我!——让我永能看到你。”
巴赫给出的答案是:只有信仰能拯救人类。唯信仰者有权拥抱希望。
信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本身。
信仰,是人生悲剧无解方程式的惟一解法。
在人欲空前横流、基督教徒急剧减少的21世纪,以《圣经》为创作题材的巴赫享有基督教君临欧洲时任何一个音乐家都难以想像的盛名,皆因信仰。现代人类所有的困惑都源于没有信仰。
音乐的技法有限,而人类的欲求无限。巴赫举重若轻,在有限的音乐中把无限的信仰与喜悦指给我们看。
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曾引述十七世纪某诗人的话说:“Non coerceri maximo, conteneri 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极大不可限,极小亦可容,此即神性)。以此定义“神性”,则巴赫的音乐充满神性。
天在心内。心在天内。基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基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多芬说:“音乐是比哲学更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