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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SARS疾患幸存者: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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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肆虐全球,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三家医院,寻访了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

  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早8点到11点。为了照顾她,医院还特意加派了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同事总是抢着干,所以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回到家时,董薇还是觉得很累很乏,什么事都不想做,晚上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董薇再次绝望了,“感染非典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董薇不仅失去了原本绚烂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刚刚确诊股坏死时,董薇就正式向男友提出了分手。董薇告诉男友自己不再是个“正常人”,很可能终身残疾,并把所有可能面临的家庭、生育问题一点一滴地说给他听。男友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董薇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男人,安心地收拾行囊到郊区参加集体治疗。然而没过多久,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原因是男友向父母说明原委后,两位老人听说未来儿媳妇是个终身需要被照顾的人,坚决反对。毫无准备的董薇哇地就哭了,她说恨男友太懦弱。

  不要忘了我们

  听说董薇和男友分手了,年龄相仿的几个病友突然静了下来。“那时董薇的心情很糟,很快就离开了这里,这件事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在董薇曾经治疗的医院病房里,柳眉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不仅为了董薇,一想起这两年的日子,心里就会特别难过,就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助。

  非典痊愈后,柳眉同样没有多想,股坏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上班第三个月,疼痛越来越频繁,柳眉被确诊为双侧股坏死。“那时还没有组织集体治疗,一个人奔波在医院间检查治疗,感觉很失落。”后来有了集体治疗,还有专家会诊,柳眉觉得有了希望。在诊疗中心,柳眉积极配合理疗、按摩、药浴,太阳在病房里投下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病情却没有转机。

  几经衡量,柳眉决定奋力抓住在她看来惟一的机会———2005年3月做了植骨手术。术后3个月,医生告诉她恢复得不错,可以弃拐了。这着实让柳眉惊喜了一番。又过了3个月,柳眉被告知,手术的结果并不乐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柳眉惊呆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晴天霹雳。”

  两年间的起起落落让本就纤细、内向的柳眉更加谨小慎微,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担心。比如工作,哪个单位会养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员工呢。“很多不便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更不是正常人能体会到的,我也是渐渐感受到的。我现在就在担心,如果回到医院工作,一进门的那三四级台阶就成了问题。”

  这些担心中,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更沉重的打击

  和柳眉相比,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李铃实在不像在这里生活两年的患者。这个冬日的下午,窗外的寒风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兴致。同学照例来看她,两人偷偷在病房里做起了可乐鸡翅,音乐开得震天响。

  李铃是在医院实习期间被感染的,病愈后就乐不可支地去工作,投入新的生活。完全没有预料的李铃拿到“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股坏死对每一个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来说,是更沉重的打击”。面对不懂医的父母,李铃一切都往好里说,可是父亲还是从各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急得病倒了。李铃2005年4月进行植骨手术,手术后半年不能下地,李铃的妈妈从城里赶来照顾她,把患脑血栓的父亲托给了姑姑,家对三个人来说成了一座空房子。

  李铃说,自己可以不在乎生活标准下降,但她担心的是自己再没有能力去照顾父母。

  慢慢来吧

  和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人相比,四十出头的刘远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流泪去绝望,“我有家庭,有女儿,有员工”。12月10日,匆忙结束第一次治疗,刘远收拾好东西等着家人来接,手边是十天治疗的费用清单,除去购买理疗仪的2900多元,各种治疗费4000多元。按院方要求,一个疗程应该是三个月,“这么大一笔费用将来如何报销,还得跟公司再协商”。

  刘远是非典治愈两年后,2005年9月,突然感到左腿内侧疼痛的,检查后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而且不轻。刘远知道,十天的治疗对于他的病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作为主管生产的经理,他丢不下工作。他想忙过年底这一段,春节后再来医院认认真真地治疗。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离开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刘远不愿去想。他总是微笑着说,“担心有什么用呢,慢慢来吧!”

  年近五十的黄玉芬和刘远在同一所医院就诊,不过她已经住了整整两年。作为黄玉芬的主治医生,蔡大夫理解她的压抑与烦躁,“黄在非典前是单位的骨干,准备提副高,职称英语考试、论文都准备好了,结果非典来了,身体垮了,一切都没了。加上治疗效果缓慢,不少患者情绪失控是很常见的”。黄玉芬说自己,“以前风风火火一个人,现在多愁善感的,看个电视随便有点煽情的就跟着掉眼泪儿”。

  两年下来,黄玉芬的身体情况基本恢复了,但她说心理上还会有波动。毕竟“链子断了,珠子落了一地,很多就找不回来了”。

  其实,无论是黄玉芬的心理问题、刘远的事业,还是董薇的婚姻,所有问题几乎是非典愈后患者生活的翻版。两年,仅仅是艰难旅程的一小段。

  (文中均使用化名)

生活好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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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非常多,因为当时的SARS几乎都是用同一治疗手段来处理的。

在妙手仁心3里有提出这个问题,没想到真的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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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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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们民间关注,政府不关注,怎么办?

我们有正当组织去帮助他们吗?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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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坏死?
是大剂量激素使用后引起的股骨头坏死吗?
有多少病人出现这个并发症了?
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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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几条老新闻

港SARS后遗症者最多可获援助50万
www.fm120.com  南方健康网   日期:2003-10-21 


   港SARS后遗症者最多可获援助50万 香港政府将成立信托基金援助SARS家庭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为援助SARS影响家庭而成立1.3亿元信托基金,受助人包括死去病人的遗属和有后遗症的康复者(援助金额见下)。港府稍后将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然后再公布申请详情。

SARS家庭可获援助金额

  根据港府向立法会卫生福利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SARS家庭可获援助金额如下:

  一、患SARS死亡者

  1.每名18岁以下子女可获发50万元,估计涉及74人;
  2.18至21岁全日制学生获发30万元,估计涉及10人;
  3.配偶获20万元,没有年龄限制,估计涉及160人;
  4.每名受供养的父或母获发30万元,估计涉及19人;
  5.不符合上述资格的家庭,每个家庭可获发10万元。

  二、有后遗症的康复者,经评估后每人可获发最多50万元,估计涉及5000万元。
  (任民)


另外其实股坏死的后遗症,在03年就有一些小报道,但看来。。。。。。。。。


像对待SARS一样对待SARS后遗症



南方日报    2003-10-20 10:34:31


  ■观察家

  一直令人担忧的SARS后遗症还是发生了,对于那些SARS康复者
来说,刚刚躲过生命的一劫,不想又可能再次陷入病魔手中。据《南方都市
报》10月17、18日报道,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有1/3—
1/2出现骨坏死,而我国其他一些地区也现了此类病人。专家说,SAR
S后骨坏死可能为治疗过程中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所致。骨坏死一旦发生
,如果未经治疗,至少有80%的患者将逐渐出现关节活动及行走功能部分
或完全丧失,患者因而丧失劳动与生活能力,危害十分严重。
  骨坏死需要尽早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避免带来严重的后果
。而此项检查至少要花一千多元,这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SARS康复者来
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广东,目前只有广东省中医院给每个患者进行
免费检查,该院自愿承担这笔费用,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令人欣慰的决定。但
是,在广东省,更多的医院和卫生主管部门都在观望,更为不可思议的是,
一位医生说:“由于检查费贵,有些人不想透露这个消息,以免公费医疗负
担太重!”而且从报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关于SARS康复者可能患
骨坏死后遗症一些医院早就知道了,卫生主管部门也已经收到其他地方的这
类信息报告,但却没有向社会尤其是向SARS康复者通报这个信息。广东
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表示,“我们将会关注此事,但未接到卫生部的相关
文件,目前还没有具体措施。”更多的医院也“还未有计划组织SARS康
复者进行系统检查”。
  我们都知道,自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夏时期横行一时的SARS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恐慌和威胁,它是一种人类此前从未遇见的新病毒,当它向人类
发动强大的攻击的时候,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医护人员与这个突如其来的疯
狂病魔展开了殊死搏斗,为了挽救那些不幸的同胞,有的医护人员甚至献出
了生命。在没有医学临床经验,没有最科学最有效的药物的情况下,他们尽
自己的医学科研能力,拿出可能有效的武器去战胜SARS。这本身就是一
场带有高风险的战争。如今,SARS已被击退,但是,它却给康复者带来
了后遗症。我们理性地想一想,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医护人员是不能承担这
个责任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无视这个后遗症。
  为什么卫生部门反应如此之慢呢?是的,SARS后骨坏死不是传染性
极强的SARS,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但是,如果不及早发现治疗,仍
然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像SARS那样具有传染性
和致命力,就对之松懈,就麻痹大意。我们在防治SARS的时候有过惨痛
的教训。有关部门如果不及早地向SARS康复者通报最新情况,免费给他
们检查,将会在观望中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们已经在SARS面前犯过错
误,我们决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治疗SARS后骨坏死(或者其他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应该像SAR
S肆虐后期一样,做到信息公开,措施到位,人人负责,尤其是政府有关部
门要勇于承担责任。
  □范文力(山东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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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后遗症?北京感染SARS医务人员超1/3骨坏死

    记者昨天(16日)获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患者骨坏死的临床研究”日前在北京启动。据粗略统计,在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有1/3~1/2已出现骨坏死,而我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此类病人。尽管广州还没有发现类似的病人,但广州的一些专家明确指出,治疗“非典”时,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给患者带来严重骨科并发症———骨坏死,目前并不为广大患者所知,应该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对广东省的非典康复者进行跟踪调查。
    

    治愈非典又发骨坏死

    

    多表现为股骨头坏死,也有踝、膝等关节坏死

    

    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院长李翔发现,本院一位患SARS后痊愈的医务人员新添了一个毛病:大胯疼。这引起了李翔的高度重视:会不会是别的医院也曾经发现的SARS后股骨头坏死?她建议本院4位曾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查。结果,4个人中有3个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股骨头坏死,其中两人尚未出现任何临床症状。

    

    据悉,北京已出现了不少SARS痊愈后骨坏死的病人,这种骨坏死多表现为股骨头坏死,也有人出现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坏死。由于医务人员职业的敏感性,首先发现症状和问题的多是他们。据粗略统计,在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有1/3~1/2已出现骨坏死。在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上,SARS病人出现骨坏死问题引起高度关注。我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此类病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髋中心的专家已经为北京60位患有骨坏死的非典康复者进行过会诊。

    

    激素用量过大是主因

    

    一医院3000多例股骨头坏死病例中,激素性股骨头坏死超1/3

    

    临床实践已经证明,应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各种原发疾患可导致骨坏死病,其中股骨头坏死占98%,其余2%为肱骨头、掌骨和距骨坏死等。

    

    据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教研室主任何伟教授介绍,糖皮质激素包括甲基强的松龙、强的松、地塞米松、氢化可的松等,该类药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具有良好的抗炎、抗过敏等作用,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急慢性肾小球肾炎、器官移植术后、严重创伤、皮肌炎、过敏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几乎涉及到临床各科,也是治疗“非典”的主要药物之一。但治疗“非典”时,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给患者带来严重骨科并发症———骨坏死,却并不为广大患者所知。

    

    何伟教授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激素的大剂量使用已成为骨坏死特别是股骨头坏死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他们科3000多例股骨头坏死的住院资料统计,激素性股骨头坏死超过1/3.股骨头坏死一旦发生,如果未经治疗,至少有80%的患者将“遵循”坏死-塌陷-髋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展规律,在伴随髋关节疼痛的同时,逐渐导致关节活动及行走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患者因而丧失劳动与生活能力,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对于不幸遭受“非典”的患者,在庆幸“非典”得以康复的同时,应警惕骨坏死特别是股骨头坏死这一并发症的发生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避免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SARS无后遗症结论尚早

    

    SARS后骨坏死与单纯激素性骨坏死有否不同还需大量科学研究

    

    一位曾到全国各地为SARS患者会诊的广州著名专家则表示,临床医生在对非典型肺炎和发热患者进行抢救与常规治疗过程中,一般都使用了较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且持续数日或更长时间,这对挽救患者的生命无疑是必要的,但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滥用糖皮质激素的情况,而忽略了其可能出现的严重的后遗症。

    

    新近承担国家有关SARS患者骨坏死研究课题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骨科专家徐林教授向媒体介绍,由于SARS是一种全新的疾病,SARS病毒是否还有骨骼这一医学界尚未发现的靶器官,或是由于在治疗SARS过程中短期内大量使用激素而造成骨坏死,目前还没有定论。值得思考的是:肾炎等疾病长期使用激素有可能不发生骨坏死,而有的SARS病人仅用了很少量的激素就出现了骨坏死。使用激素所能导致骨坏死的极限量是多少?SARS后骨坏死与单纯激素性骨坏死有否不同?这其中的奥秘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目前关于SARS没有后遗症的结论肯定为时过早或尚待证实。

    

    广州尚未发现此类病例

    

    SARS确诊病人状态跟踪评价项目已将是否出现骨坏死列为调研内容

    

    就广州乃至广东有没有出现骨坏死的非典康复者,记者昨天致电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王智琼表示卫生厅目前没有收到一例相关的报告,但他们已经收到其他地方的信息报告,“我们将会关注此事,但未接到卫生部的相关文件,目前还没有具体措施”。

    

    记者又采访了医务人员感染最多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副院长黄子通,他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但目前还未发现医院曾经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有骨关节疼痛的现象,还未有计划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检查。

    

    而目前正在对100位左右的非典康复者进行系统跟踪调查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实验部主任郑劲平告诉记者,目前未发现出现骨坏死的病人,但他承认之前他们对这些康复患者的跟踪调查并没有包括是否造成骨坏死的内容。

    

    针对上述情况,有关专家表示这可能与广州在使用糖皮质激素救治非典病人时比较注意适量有关,但仍有不少被救活的危重患者被施用了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当时为了救命无可非议,但警惕可能引发的后遗症同样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况谁也无法估计因为非典的特殊性,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令人比较高兴的消息是,记者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实验部主任郑劲平处获悉,目前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已经将跟踪全国400例SARS确诊病人的生理、心理等状态的评价作为一个项目启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是参与单位之一,该项目已经将是否出现骨坏死列为调研内容。据郑劲平透露,他们的工作从10月份开始,将会对被调查人做血液、骨X光、骨密度等方面的检查。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患者骨坏死的临床研究”日前已在北京启动。这一受到世界卫生组织极大关注的研究,将采用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单中心临床试验的严格方法进行。

    

    如何早期发现骨坏死

    

    除进行最基本的X线拍片检查外,还应行核磁共振或放射性核素扫描等检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教研室主任何伟教授告诉记者,糖皮质激素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多数患者于应用激素后数月至2年内发病,一般来说:股骨头坏死的发生与激素的品种、用法、用量有关,但同时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至于哪种品种、使用多大剂量、多长时间、哪些人会产生股骨头坏死,目前尚无确切的判断指标,因此,无论什么原因,曾使用激素治疗的患者,均应警惕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可能。

    

    那么,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股骨头坏死呢?何伟教授建议,由于股骨头坏死早期症状较少甚至无任何症状,因此,有激素使用史即使无临床症状的患者,也不要麻痹,可向髋关节专科医生咨询,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如出现髋部或膝关节内侧疼痛,更应及时到专科就诊。疼痛常常是股骨头坏死最早的临床症状,通常是慢性隐痛,但疼痛症状并非长期持续,经休息或减少活动,症状往往减轻或自行消失。有些患者仅在髋部、臀部及大腿后侧感到牵掣不适。这些轻微的症状常常为患者所忽略。加上这些症状并非特异性,而接诊医生对该病又缺乏经验,或就诊医院的设备条件等有限,常常将该病漏诊或误诊为“风湿”、“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病。

    

    因此,何伟教授强调,对于罹患如“非典”等疾病而使用激素治疗的患者,应减少双髋关节负重活动,停止一切剧烈运动,并迅速到髋关节专科诊治。除进行最基本的X线拍片检查外(应拍双髋正蛙位,并要求X片清晰)之外,还应行MRI(核磁共振)或ECT(放射性核素扫描)等检查。“可能某些医生会建议你行CT检查,但股骨头坏死早期,股骨头内因坏死所导致的骨密度变化并不显著,因此,CT检查对于早期诊断股骨头坏死并无明显价值。”何伟说。

    

    《南方都市报》 200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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