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麟与郭文景之争摘自:
http://m.kdnet.net/share-8049707.html王西麟: 他们的批判精神丧失了
今年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而引来音乐界较大的反响。作为王西麟主要批评对象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提笔回应,写下一篇《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发表于《人民音乐》第四期,提到“在这里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为中国作曲家( 本人没有“第五代”这个概念) 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消息传开之后,迅速成为音乐界近期的热门谈资,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人群中蔓延。爱看热闹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好玩的“骂战”,也有人将之与曾轰动一时的 “谭盾、卞祖善之争”相提并论。然而,严肃地看待这场争论,除了如何看待、探讨“第五代”作曲家艺术上的问题,能让人们思考的还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如何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恰好,王西麟和郭文景的文章中,都共同谈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批评的问题。如今我们摘录双方的文章,比较能让我们看清争论的焦点。
有关的艺术问题,在音乐界还是一个有趣的争鸣话题。但有关艺术批评的问题,却不是音乐界仅有的,其中的内容,足以让更多的人玩味、深思,甚至争论。
王西麟: 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没有反思意识只有歌颂意识就不对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跑哪儿去了?这是批判精神,不能宽容一点。我原来对郭文景的作品有很好的看法,甚至觉得是在不断上升的。我听说我的文章发表后,《人民音乐》的编辑说郭文景很生气,写了一封信。激动更说明问题,被外国人捧坏了,听不得一点意见。
对《夜宴》故事本身我持批评态度。今天中国的老百姓面临着什么?改革的艰难历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态度,这个是鲁迅精神。张艺谋搞《英雄》,郭文景作《东方红日》,说明80年代成长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的软弱。
对于第五代曾经有过的贡献我还是很承认的,关键是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思想,开掘自己的人文资源,提升自己的人格高度,越是在这种金钱污染的情况下,越要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离开这个东西了。
我在文章里谈到何训田,谈到陈其钢。对陈其钢作品的看法我也早就有了。我想,俄国作家的良知、萧伯纳的良知、米兰•昆德拉的良知,我们都忘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郭文景已经被音乐学院的四堵墙给封住了,看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谭盾和陈其钢。他们没有回答历史对他们的深刻要求,也没有思想家批判历史这 样的深度,没有思想批判的深度,整个音乐界不是开掘人文背景的深远和人文资源的深度,没有这些开掘音乐是不可能深刻的,是不能达到今天历史要求的。音乐的进步有着广阔的道路,这是好的,但根本的主流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命运关注的作品。是整个艺术的主流,马勒、西贝柳斯,这些人代表着这样的思潮,还有潘德列斯基。潘德列斯基写集中营、写广岛受难者,这就是人类艺术家的良知,整个人类对艺术家良知的呼唤。
最后,我谈到皇帝戏,我认为电视里面的皇帝戏是非常可耻的,是非常违背历史的。
郭文景: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真的是"任何一个外国作曲家都可以做到的"吗?笔者认识几个外国作曲家,水平都不错且风格各异,但他们恐怕谁也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一部包含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蝶》。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作品。我认为我自己就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艺术评论,实在不可如此武断轻率。
健康的文化环境需要健康的文艺批评来营造。健康的批评就是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不论这观点多么尖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另有一种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它的特点是,将自己的批评观点包装成好心、关心,从而达到把不好说、不便说、不敢说的话全说出来的效果。我认为《由》文最后一段对第五代表示关怀和期望的六个“ 千万不要” 就是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我决不认为王西麟先生蓄意要搞极左的那一套.我只想提醒旧**的受害者并不自然地具有批判旧**的思想武器。
健康的批评是,如果你认为批评对象就是如此,你就勇敢地、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不要虚伪地用好心的“ 千万不要”来掩饰。假如有人单单只对王西麟先生说:“ 希望您千万不要眼红盛宗亮得五十万美元巨奖,只当老美有眼无珠,不识货罢了。”王西麟先生很可能要跟他急并申明自己并不眼红。那人则可以辩解,说我并没说您“ 眼红”,只是作为朋友希望您不会那样。但旁人不难看出说话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这手法滑头得实在可以,但也自画虚伪嘴脸。其实,王西麟先生大可直截了当地说第五代不写他认为应当写的题材,就是“ 不见冻死骨”的“ 思想侏儒;”其欣赏陶醉的东西,就是“ 孱弱、苍白、贫乏、卑贱”的。从《由》文整体看, “ 千万不要”这几个表示好心关心的字完全多余。其实直截了当地说,反而不会让我产生虚伪的感觉,这样还是一个率直的人。现在这样躲躲闪闪,藏在关心后面放箭,一方面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善意的提醒,真的很不光明磊落。第五代何曾有幸进“ 朱门”?始终在批评声与鼓励声中奋力前行耳!多年来,他们的音乐在国内音乐生活中基本处于边缘位置。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我在北京度过,一直为没有国内约稿而痛心。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作曲家,我确实一直有大量国外的约稿,但当一次次疲惫不堪地飞到地球另一端去排练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在昏暗的机舱里,我分明看见自己是一个在故土找不到活儿干而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进入新世纪,情况开始好转,中央和广播民乐团、国交和爱乐乐团都上演我的作品,中央民族乐团和广交还向我约稿。申奥成功后,北京将文化建设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五代的作品上演明显增多。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开始了它的“ 中国主题”系列。有了谭盾的专场、叶小纲的专场、陈其钢的专场和郭文景的专场。接下来还将有温德青和许舒亚的歌剧专场。此外,谭盾得“ 奥斯卡”、盛中亮得五十万巨奖、《夜宴》的2001 世界巡演、《蝶恋花》的2003 世界巡演等,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纽约时报》用两个整版介绍中国作曲家的那一期报纸出来后,很多朋友从美国、英国和欧洲发电子邮件来问我是否看到,这更让我感到中国作曲家地位在国际上的提升。在这里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为中国作曲家( 本人没有“ 第五代”这个概念) 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真心希望有哪个不论哪一代的中国作曲家在全世界“ 被封为至高无上的大师和权威。”这当然也包括王西麟先生在内。此外,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作曲老师,我仍要一如既往地为今日“ 穷学生”能变成明日“ 新巨头”而勤奋地为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人心啊,放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