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养鸡场里的死鸡哪里去了？
作者：蒋高明、唐爱民为环境网站《中外对话》撰稿
2007年6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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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北方农村兴起了一种新的养鸡技术。将鸡由散养改为集中养殖，肉鸡的生长周期从200多天缩短到50多天；蛋鸡产量达每年近300个(有一种蛋鸡品种叫288，即每年产蛋可达288个之意)，成为标准的产蛋“机器”。据说这样的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农民非常高兴，科学家们也为之欢呼。上动物学课程的时候，老师们还专门带领我们到齐河的农村去参观这个新技术。
二十多年下来，笼养鸡技术在全国普及开了，然而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由于严重违背了鸡的生物学规律，加上养殖空间狭小(每平方米7-8只)，要实现高产、高利润，养鸡户们需要给鸡吃大量的添加剂、抗生素和药物，并喂养对人体严重不利的激素。这样产出来的鸡肉，用养鸡户自己的话说“反正俺是不吃， 都卖给城里人了”。
即便养鸡户们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集中营”养鸡造成的大量死亡依然不可避免。规模大的养鸡场可养2-3万只，平均每年死亡1000只以上，甚至上万只。那么，那些死亡的鸡哪里去了？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在北方几个省份展开了调查，结果令人不寒而栗──80%左右的死鸡进入了以人为消费主体的食物链。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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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去处，卖给小作坊加工火腿肠。因为死鸡价格便宜，约两三毛钱一斤，一些制作火腿肠的小作坊老板看好了死鸡这个重要资源。据村民们介绍，经常看到有收死鸡的在养鸡场外转悠；或者养鸡户和他们之间有专线联系，一旦有了死鸡便上门“服务”。一些病鸡，不等“咽气”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卖了。火腿肠小作坊购来死鸡后，去毛和内脏后，取出“鸡”肉，再以高温处理，搀上淀粉和保鲜剂等，就是“很好”的火腿肠原料了。
第二种去处，加工烧鸡。看上死鸡的不仅仅是火腿肠小作坊老板，一些烧鸡店主更觉得病死鸡大有油水可捞，毕竟原料便宜很多倍。他们往往挑选的是还没等咽气、尚有余温的病鸡或者死鸡，快速处理加工成烧鸡。一些透着金黄色彩、令人“馋涎欲滴”的烧鸡就这样加工出来了。普通人怎么吃得出来？某禽病中心医生乘火车出差，上车之前匆忙买了只烧鸡，当他消受他的食物时，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该“鸡大夫”吃出来用“包心包肝”的死鸡制作的烧鸡。“包心包肝”指的是大肠杆菌感染后死鸡的病症，是在死鸡心脏或肝脏外形成的，厚约1毫米的蛋白分泌物，呈黄白色，看起来非常恶心。看来是烧鸡店老板没有来得及将此分泌物处理干净就做了烧鸡。专业人员能够吃出来，别的消费者怎么会知道呢？有了这个经历，他从此再也不吃鸡了。
第三种去处，喂养其它动物，间接进入食物链。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买死鸡喂养狐狸、貂皮等兽类，养殖户再卖毛皮；另外一种情况就非常危险，养猪户买来喂猪。华东地区有一大型禽病医院，每天处理死鸡50-100斤，这些鸡是全省养鸡户带来看病拿药供解剖用的。以前处理这些死鸡很头疼，需要雇人登三轮车拉到郊外掩埋。现在生意来了，养殖户上门来收，2毛钱一斤。解剖过的死鸡和毒鸡，就这样进入了食物链。禽病医院不用花钱雇人处理死鸡，且还可以赚到外快，乐得“睁只眼、闭只眼”看着毒死鸡去继续害人。
第四种去处，利用废井等就地扔掉。这个做法比起上述卖给人吃外是比较“讲良心”的，即养殖户良心发现，知道死鸡有害人的成分，自己处理了。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即由于处理死鸡需要费用，他们只好选择最省事的做法。某城市近郊区一养鸡户，她将死亡的鸡顺手扔进废弃的井里。几年下来，废井快填满了。一到夏天，臭味好远就能闻到。这还不算，由于井是和地下水相连的，一些毒素和传染病菌直接污染了地下水。
第五种去处，就地焚烧。这种做法最好，但是有代价，养鸡户们多不采用。当禽流感发生的时候，死鸡处理往往会惊动政府。政府补助10元一只，养鸡户得到补助后就地焚烧。但是这笔钱很难拿到。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大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地盘上发生了禽流感。即便发生了，申请政府补助的手续非常繁琐。首先需要向乡、县畜牧兽医站提出申请，然后再报省级主管部门鉴定，要跑很多“衙门”。农民体会得到这个补助很困难，就索性卖给上面小作坊、烧鸡店、养殖场，任其进入食物链。反正他们自己不吃——活鸡他们都不吃，更何况死鸡？
养鸡场的死鸡去处还有很多，如卖给饭馆做菜，卖给饺(包)子铺做陷，不再一一介绍。总之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任何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当饲料添加剂、 瘦肉精、工业色素、剧毒农药、速效化肥，甚至今天的转基因等等进入市场的时候，谁也没有怀疑过它们的弊端。企业要的是利益；农民想的是尽快收回成本，赚更多的钱；某些政府部门不作为，这样消费者只能用自己的身体默默承受那些有害的东西。违背生物学规律的养殖，其后果必然是消费者倒霉。
出路在哪里？中国年均消费47亿只鸡，只有利用草原、开阔的山地和林地，将鸡们从笼子里解放出来，使它们的生命周期从30-40天还原回150-200天的时候，中国国民吃上放心鸡肉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唐爱民 中国科学发展观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他提出的”知识经济时代，贵州将如何发展”建议，受到贵州省、贵阳市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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