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音符“之1” [复制链接]

原帖由 万众 于 2009-10-20 18:23:00 发表     陈培勋

怀念恩师陈培勋先生
  作者：鲍元恺 　　
                               （一）

五十年前，我就从刘诗昆演奏的《卖杂货》和《旱天雷》知道了陈培勋这个名字。那时，我还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个初中生。陈培勋对于我，只是这些钢琴曲的作者名字，顶多，就是在院子里远远望去的一位不苟言笑的教授的身影。那时，音乐学院大院“处处《卖杂货》，天天《旱天雷》”，还有从附中到大学几乎所有钢琴音乐会上都能听到的《思春》和《双飞蝴蝶变奏曲》。这些充满浓郁广东风情的钢琴曲，以熟悉的旋律、精致的和声和独特的织体风靡全国。1978年，陈师又根据广东音乐《平湖秋月》创作了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同名钢琴曲，与前四首合称为《广东乐曲五首》。这些乐曲始终是许多音乐会和钢琴比赛的保留曲目，最近还出现在郎朗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节目单和他新近录制的唱片《黄河之子》中。这五首乐曲，是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巅峰级文献。

1964年9月，已经是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学生的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配器课，任课老师正是我仰慕多年的陈培勋教授。遗憾的是，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

开始一个月，我们配器课虽然受到当时禁止使用“封、资、修”教材的限制，但课堂教学大体还能正常进行。到10月，音乐学院按照北京市委要求，全院到通县参加农村“‘四清’大会战”，全部课程都中断了。在“四清”中，音乐学院和北京市法院、制药厂以及焦化厂的“四清”工作组混编，所幸，音乐学院只有我们师生俩分在一组，这样，我和陈师同组工作、同室居住、同桌就餐达8个月。

我们参加四清的地方在北京通县六合大队疃里生产队（今通州区宋庄镇疃里村）。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我和陈老师就在这里参加“四清”。起初他负责会议记录，我负责青年工作，后来一起参加疃里村史的写作。1965年初，从邻村调来作曲系的同学张以达，又逢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李纯一和吴钊参加后期四清，也都在疃里加入到我们这个村史写作组。陈师写作的部分，由于语法修辞均欠佳，最后都由杨荫浏先生修订完成。

    一对作曲师生朝夕相处，话题自然还是作曲。没有上完的课，在“四清”的间隙继续。我在这里从陈老师那里学到的经验、招数，远远多于当时禁锢状态下的学校课堂。连续8个月的“私人授课”——铜管组的音量均衡与共鸣、木管组的音色叠置与交叉、整体音色的横向布局……都在这与交响乐无缘的时段，无缘的地方悄悄进行着。

    1965年5月，四清结束，我们班又被安排到农村“开门办学”，校舍在香山卧佛寺和万安公墓东北的太舟坞大队（现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村）。陈老师的配器课接着“四清”前的课程在这里继续。但是，他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教学，公开油印出来的教学谱例完全改成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中国的“革命的”作品。当然，他使用这些谱例，不完全是当作范例，“这一段如果把1、2小提琴去掉，只留下中提琴，效果会更好。”“这个和弦当中的圆号，如果1、3同度，2、4同度，在这里会比分成四个声部音响更饱满。”这样的修正意见，在我们的课上经常会听到。有趣的是，陈师给我们留的配器作业因为不必公开，则全部是适合作习题的西方音乐作品，与上课的用的公开谱例完全不是一回事。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第五奏鸣曲第一乐章、第八奏鸣曲第二乐章，格里格《挪威舞曲》，肖邦《A大调波兰舞曲》，柴科夫斯基《一月》《四月》《十月》，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月光》。这些作业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看家”习题。

1966年6月初，陈师绞尽脑汁在夹缝中生存的配器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彻底结束了。

（二）

陈培勋1922年出生在香港，小时读的是英文学校，因此他的英文很好，中文却难免捉襟见肘。这阻碍了他的汉语表述能力和中文写作能力，致使他从事配器教学一生，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完整的配器教材，是为憾事。在配器课上，他说到乐器名和音乐术语，既不用中文和通用的意大利语，更不用当时我们熟悉的俄语，而是用他惯用的英语。我们师生间曾经在课上为此磨合了好一段时间。80年代以后，他到香港用英语从事作曲教学，却得心应手。

熟悉陈培勋的马思聪先生曾说，陈培勋在香港的名字叫做陈贝芬，是成年之后他自己起的，意欲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后来到广东曲江（今韶关）才依粤语发音将Chan Pui Feng的中文名字写做陈培勋。

1941年，陈培勋在香港居民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弹钢琴。香港、广州相继失守后，服务团撤离到曲江，此后在这里成立了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陈培勋的第一部作品，舞剧音乐《宝塔与牌坊》，就是在广东艺专为舞蹈教学弹钢琴时，应吴晓邦先生和梁伦先生之约创作的。那时，曲江只有两台钢琴，一台在基督教青年会，马思聪当时就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另一台是艺专从地方教会买来的。这部舞剧的演出，就是由陈培勋在弹这架钢琴上演奏音乐的。

1943年，陈培勋到了重庆，在马国亮领导, 马思聪、郑志声、林声翕等先后担任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低音提琴乐手。后来他还兼任过定音鼓手。他曾在课上说过，从莫扎特到德—法雅的很多作品的总谱，就是担任乐团乐手的时候背下的。工作之余，为了生活，他还曾在舞厅做过钢琴手，即兴演奏是他的绝活儿，还弹的一手相当地道的爵士乐。他和另一位音乐家卓明理，在重庆是当时有名的“洋琴鬼”。

在重庆期间，因为中华交响乐团的乐手多在育才学校兼课，陈培勋结识了在育才主管教务的李凌先生。这位在解放后担任中央乐团团长的老朋友，后来在创作上给予陈师很多切实的帮助。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陈师即到音乐学院任教。他担任的第一门课不是管弦乐配器，而是“军乐配器”。在建国初期，大家认为，只有雄壮激昂的军乐，才能表现革命的激情和革命军队的步伐。年轻的陈师对军乐配器的教学乐此不疲。这个期间，陈师还认真阅读了一些英文的配器法书籍。

不久后，苏联专家古洛夫和阿拉波夫相继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和配器。配器班上，陈师成绩突出。他和施咏康、苏夏的作业经常被当作示范教学的范例。这一阶段，陈师缩写过大量总谱，其中最多的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苏夏先生看过他写的“柴六”缩谱，每组乐器的分配，八度、同度的重复，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后来，吴祖强和杜鸣心从苏联留学归来，带回了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和声、配器习题连带老师的批改记录。这些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陈师也从中吸取了配器教学的许多经验。

陈师多方面的音乐实践和丰厚的艺术积累，为他的创作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95年，香港雨果公司出版的陈培勋交响音乐专辑唱片《我的祖国》，包含了陈师交响音乐的三部代表作：

交响诗《心潮逐浪高》；

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Ⅰ.前奏曲 咏雪   Ⅱ.英雄的诗篇 娄山关   Ⅲ.叙事曲 追怀 展望与前途；

第二交响乐《清明祭》 Ⅰ.烈士碑前 Ⅱ.忠魂舞  Ⅲ.遗愿化宏图

     陈师的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写於1960至1964年间，初名《江山如此多娇》，文革期间总谱遗失。1976年重写第一和第二乐章，1989年增写第三乐命并更名为《我的祖国》。这部交响曲大气磅礴，构思宏伟，是当代中国交响曲作品的珍品。

《第二交响曲“清明祭”》作于1980年，献给文化大革命中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们。1980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优秀奖。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的内容皆来自《天安门诗抄》。

    表面上看，陈师恃才傲物，不问政治。但从他的这些交响曲的内容看，陈师绝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生活，没有政治热情的人。

文革后，陈老师到香港从事作曲教学，我们的联系很少。但是他每有新的总谱或唱片出版，总要托苏夏老师送给我。

这个时期，陈师创作了许多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的音乐作品：

小交响曲《迎春》（第一乐章∶抒情的前奏曲《迎春》；第二乐章∶交响舞曲之一《红梅》；第三乐章∶间奏曲──两首云南民歌；第四乐章∶交响舞曲之二《春节庆会》，1982年）；

                                  

高胡协奏曲《广东音乐主题》（1983年）；

乐队与合唱《儿童节序曲》（与叶惠康合作，1984年）；

小交响曲《青年》（1986年）；

1996年，雨果唱片公司录制了他的管弦乐《欢乐的春江花月夜》。

1998年6月，中国交响乐团举行我和杨立青、金湘的音乐会。那天，他由苏夏老师搀扶着到北京音乐厅。他说：我们就是来听你的作品的。

1999年，我到南线阁寓所看望中风的陈师，那时，他的言语和行动已经出现障碍。

今年9月上旬，在天津遇到我的作曲老师苏夏先生，从他那里知道，陈师已离开人世。9月底，为了解陈师离世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我到北京走访了几位知情人。

从苏夏先生那里知道，陈师的最后时刻是在深圳海滨广场福田阁的寓所度过的。

陈师忌日是从梁茂春教授那里得知的。梁教授根据他居住的音乐学院宿舍楼张贴过的一张讣告，确定陈师离世的时间是八个月以前的2月25日。陈师生前工作的院、系以及音乐界，至今没有举办过任何纪念活动。所以，所有媒体都没有关于他去世的报导。

黄飞立先生告诉我，他是前几天从黄安伦的电话中知道陈师过世的消息的。而远在加拿大的黄安伦又是从我个人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中知道的。

90高龄的黄先生表示，一个在钢琴和管弦乐两方面的创作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培养了几代作曲家的艺术大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令人遗憾！他说，像陈培勋这样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这样杰出贡献的人，难道不应当隆重地纪念他、宣传他，让大家学习他吗？

我在大学时，认识一位老师。
40岁还不成家，其实他的条件很好。
他就是因为艺术。。。。。

关于林克昌（转帖）

百年老团上海交响乐团前不久首次面向社会大规模招募交响乐界精英。年近八旬的林克昌，便是远道而来担任这次考核的评委之一。林克昌是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华裔指挥家”，他的中国情怀及其义举让人叹服，而对音乐界大胆直言的态度，同样为业界所称道。在林克昌离沪前的一天，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专访。作为出生于印尼的第四代华裔，林老的中文需要混合英文才能表达，但其骨子里的爱国热血却不掺半点杂质。“我是中国的林克昌”、“我还有力气，我想为国内的学生服务”———曾拒绝接任柏林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林老对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表达着自己的热望，然而，养尊处优的国家院团又有谁愿意接受这个严厉的指挥呢？

“比我年长一岁的海丁克刚刚接任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职务”
　　东方早报：林老师，通过这几天上交的考核，您觉得乐手们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林克昌：出挑的有那么几个，但总体一般，和我去年来上交时相比，没什么明显进步。现在的乐手不够敬业，对于音乐没能进行深入的探究，却老想着拉些难度高的大作品。
　　最近几年，中国选手有不少在国外的比赛中获奖，这固然说明我们的音乐教育取得了成绩，但我们在很多方面还远远不够。有的作品技术上不是很难，但你要懂得真正的贝多芬需要走上很长的一段路。中国现在没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还得靠大家共同努力。
　　东方早报：您曾在上海、香港、台湾等地执教过不同的交响乐团，听说您的“严格”令人发抖。
　　林克昌：呵呵，是啊。乐手看到我都怕的，说：“林克昌来了，我们要受苦了！”（开怀大笑）一个乐团演出，其目的不是为了博得观众鼓掌，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从音乐出发。所以要“严格”要求。
　　东方早报：您现在有什么未完成的梦想吗？林克昌：我很迫切地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我每天都在学习，订阅国内外的古典音乐杂志，我也不能落伍啊！国内有些人总是说：“林克昌老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不行了。”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真的十分生气，我还有力气，有的是“韧”劲。人越老，他的经历和感悟就越多，应该说“越老越是宝”。像指挥大师旺德，90多岁了，照样在台上指挥。比我年长一岁的同学、指挥大师海丁克刚刚接任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职务。“我不是东方的卡拉扬，我是中国的林克昌！”
　　东方早报：当初您在台湾指挥时，那里的乐评界曾赞扬您为“东方的卡拉扬”。
　　林克昌：不，我不喜欢卡拉扬，后来他指挥时闭眼睛。要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闭着眼睛，怎么与演奏员交流呢？尤其是卡拉扬晚年的那些录音与演出，早已失去了对于音乐的热情，纯粹只是为了赚钱。当然，早期的卡拉扬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在伦敦时期的那些录音。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东方的卡拉扬”，我是“中国的林克昌”！
　　东方早报：您最欣赏的指挥是谁？
　　林克昌：富特文格勒。
　　东方早报：您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您的老师埃乃斯库同时也是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恩师，他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林克昌：是啊，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有次他在演奏弗兰克的作品时，仅几分钟，整个房间就仿佛在弗兰克那个年代中了。他在教你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冷不丁地问你：这段旋律与勃拉姆斯的哪一部交响曲中的片断有何关系？一时答不上来的话就会浑身冒汗。我感觉自己好像蚂蚁一样，好渺小，而他是个巨人！
　　东方早报：在你学习指挥时，哪位老师给您的帮助最大？
　　林克昌：有一位叫费莱科•费拉拉的意大利指挥，他当时收费是很贵的，每节课1000美元。费拉拉非常喜欢我，专门为我单独指点，每次上完课后还要请我吃饭。最后，我表示要付学费时，费拉拉居然卷起袖子，凶巴巴地说：“你干什么？你要付钱给我，我就打死你！”“我宁愿不干，也不苟且！”
　　东方早报：听说您当年担任香港爱乐总监时，曾有一段拂袖而去的故事？
　　林克昌：是这样，在一次英女王的晚宴上，女王却迟迟不到。而那些到场的上流社会人士，对艺术一无所知。他们在那里唧唧喳喳，像在开Party。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就“卡”掉乐队走人了。事后他们要我道歉，我说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对于这种不尊重艺术、不尊重音乐的事情，我宁愿不干，也不苟且！
　　东方早报：听说您在香港爱乐时坚持每场演奏一首中国作品，触怒了上层？
　　林克昌：在第一届香港艺术节上，我推出全套中国管弦乐作品———《长征》、《白毛女》、《梁祝》，其中《梁祝》还是我自己拉的。演出产生了很大轰动，原先的两场演出被加演到五场，场场爆满。总督后来却找到我问：“何必要演这些？”我说：“我不是英国的BBC（交响乐团），我要演自己国家的作品。”
　　高层多次提醒我：“不要老讲自己是中国人，要说是香港人”，同时要求香港爱乐的成员至少75％是外国人。但我坚持要让香港爱乐成为中国人的乐团（早报注：林克昌于第二年遭到解聘，并丧失英国女王本欲颁授的爵士头衔）。

林克昌的小提琴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