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若甫
台湾乐评界曾经出于好意，将林克昌赞颂为“东方卡拉扬”。其实卡拉扬在林先生心目中并不是个褒义词：“卡拉扬是个政治家，外交家，胜于艺术家。他在伦敦时期的录音可圈可点，入主柏林后就沉迷于权钱交易和政治手腕，分了心。”后来台湾为林先生写传记的杨忠衡称他为“黄土地上的贝多芬”——黄土地泛指整个华人世界以及贫瘠的古典音乐土壤，而贝多芬则恰如其分地塑造出了一个坎坷曲折、历经磨难，并最终博得世人认可的大师的身影。
对此林先生摇摇头，谦逊地说：“还是叫我中国的林克昌。”
青年时求学荷兰和法国的华侨林克昌，在巴黎成为埃奈斯库的学生，得到大师的真传，成了华人中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后来他凭借过硬的演奏本领，跨行当起了指挥。因为乃弦乐出身，故精通营造“音色”和“配器效果”，林先生因此也成了配器大师如里姆斯基－克萨科夫、柏辽兹、拉赫玛尼诺夫、柴科夫斯基等人作品的不二诠释者，并由此招来了闲言碎语。
“音色派”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向来不如同时期的德奥浪漫主义学派。也有人说不指挥“马勒”，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指挥家。林先生捶胸顿足地叹道：“我没有自己的乐队啊！”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上世纪60年代，小泽征尔和梅塔才初出茅庐，林先生已是享誉世界的华人指挥家。应周总理邀请，林先生满怀爱国热忱报效祖国，上任当时国内第一团的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成为中国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后因特殊政治动荡时期，林先生一家被总理特批出境，来到香港，担任香港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在一次迎接英国女王为自己封爵的派对上，他指挥乐团演奏，女王迟迟不到。政府官员吵吵闹闹，视音乐不见。林先生是个艺术家，无可容忍这种“港英政府夜总会似的场子”，遂丢下指挥棒就走。之后林先生旅居澳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游走祖国宝岛台湾，却又因自己耿直的秉性得罪权贵，无处栖身；因年龄偏大和一些同行的偏见在大陆也居无定所。
没有自己的团，就意味着不可能长时间有系统地排练，而基于国内乐团的当前水平，还不可能像样地演奏“马勒”，只能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慢慢打好基础。林先生没有自己的团，但精通曲目，有点像霍伦斯坦或小克莱伯。
他认为国内音乐学院教授，只顾眼前利益，把学生朝比赛型培养，一批批地送出去比赛。如果有人得了奖，等于鸡犬升天。“这是不对的，我从埃奈斯库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演奏高级音乐。所谓高级音乐，绝不仅仅是技巧，技巧只是为音乐服务，不能喧宾夺主。高级音乐就是建立在全面的修养之上。埃奈斯库上课时，会从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中随意抽出几个小节，然后问你，这几个小节是从贝多芬的其他什么作品中而来的，答案可能是奏鸣曲、四重奏、交响曲、无所不有。这就要求学生饱览作曲家所有作品。还有就是艺术想象力，想象力是建立在艺术素养和学识之上，要博览群书，懂得欣赏绘画、雕塑、文学、戏剧等等一切文化的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想象的空间，揣测作曲家的意图。海菲茨、梅纽因、奥伊斯特拉赫、他们才称得上是独奏家。现在懂得高级音乐的，真是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