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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歌剧名作。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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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c73 提供。




    历代歌剧名作中,作曲家生前没能完成而遗留身后的并不在少数,这些作品往往酝酿、创作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大多由于作曲家个人的苛求或者突发事件(如突然去世等)造成未完成的情况。




秘密续写十二年 —— 《露露》

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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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沃采克》首演之后,贝尔格就一直在寻找新的歌剧脚本,直到1928年,贝尔格才最终选定威德金德的悲剧《露露》,虽然当时贝尔格还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不久他就下定决心开始工作。然而,《露露》的作曲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他总是考虑得太多,希望能够突破《沃采克》带给自己的模式,同时,由于德国的政治气氛渐趋紧张,像《露露》这样讲述过多偷情、诱*之类内容的作品越来越难以得到演出的机会。为此,贝尔格考虑改编部分段落成为一套组曲到国外作音乐会演出,这样作反过来拖延了《露露》的创作进程。等到1935年贝尔格去世的时候,第三幕只写了一部分缩编谱,仅仅提供了配器的方案,贝尔格留下的只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构思。结果,在贝尔格身后,许多人包括他的妻子海伦娜在内都不肯把第三幕拿出来让别人修订,这种情况维持了将近30年。

事情直到1962年才有了变化,当时贝尔格的出版商国际集团背弃了海伦娜遗嘱的规定(当时海伦娜还在世),将贝尔格的遗稿(第三幕)交给了作曲家弗里德里希·切哈(Cerha,F.),切哈在完全密密的情况下悉心研究了手稿。1976年,海伦娜去世后切哈的工作才浮出水面,他完成了那个最有争议的第三幕,使《露露》成为完整的歌剧。然而,当新版《露露》筹备上演时,贝尔格基金会以违反海伦娜遗嘱为理由提出抗议,并且采取法律手段阻止演出,后来在认真审阅了手稿和修订稿后,基金会方面才确信切哈的修改是有充分依据的。1979年2月24日,新《露露》首演,被认为是贝尔格音乐的一次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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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比艺术更有力量 —— 《图兰多》

Turandot


1920年夏天,普契尼在度假期间开始对《图兰多》的剧本感兴趣,并且要求里科蒂委托脚本作家阿达米和西蒙尼着手改编脚本,尤其是西蒙尼,更是意大利知名的“东方通”。虽然身体情况并不是很好,但是,普契尼还是在第二年五月份开始动手作曲,到七月份他已经写完了第一幕。然而,第二幕由于脚本的原因,特别是对于柳儿这个人物的处理,脚本作者、出版商和作曲家之间意见不统一,于是,拖延了工作进程,等到1923年普契尼才完成第二幕,进入第三幕创作,可是,此时死神却悄悄逼近了他。

    1924年5月,普契尼从米兰参加完《尼禄王》的首演后回到湖滨塔的乡间别墅,与斯卡拉的演出合同无法谈妥使他倍感沮丧,同时,他的身体情况开始变坏,几个月以来,普契尼一直受到慢性喉部溃疡的折磨。普契尼请了许多医生来进行会诊,起先病因一直无法确定,医生们只是规劝普契尼少抽点烟,仅此而已。然而,不久专家在对普契尼进行的活检中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普契尼患了恶性肿瘤,而且已经无法手术治愈,医生们只能对他进行放射治疗,他必须到布鲁塞尔专门的医院接受治疗。离开意大利之前,普契尼坚持要与托斯卡尼尼见面,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托斯卡尼尼已经得知了老友的病情,他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内疚,这次会面之后,托斯卡尼尼与普契尼的友谊得以恢复,11月4日,普契尼出发前往比利时,他很轻松,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刚刚抵达医院的时候普契尼还能外出,他甚至到剧院去看了《蝴蝶夫人》的演出,许多老朋友也来看望他,妻子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过,普契尼的女儿弗斯卡还经常在父亲身边。11月24日,主治医师雷多克斯博士主持了放射治疗,手术后普契尼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能够读报,思维也很清醒,然而,4天之后普契尼的病情突然恶化,11月29日普契尼病逝。

1926年4月25日,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多》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众所周知,普契尼生前没能完成这部作品,最后一幕的终场是由普契尼喜爱的作曲家阿尔法诺续写完成的。但是,首演那天,观众没能听到阿尔法诺谱写的音符,面对许多显赫的观众(墨索里尼缺席了,因为托斯卡尼尼拒绝在演出前按惯例演奏法西斯党歌,不想造成尴尬局面的墨索里尼退缩了),当柳儿死去的场景结束后,托斯卡尼尼突然放下手中的指挥棒,回转身对观众说:“歌剧至此结束,因为大师的去世而停笔。死亡比艺术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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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障碍的遗作 —— 《尼禄王》

Nerone


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博伊托并非以作曲家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著名脚本作者的身份活跃于乐坛。当然,博伊托也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作曲家,从60年代起他就开始考虑以歌德的《浮士德》为基础创作一部作品,为了避免与古诺的《浮士德》重名,博伊托将新脚本取名《梅菲斯托菲勒》(Mefistofele,梅菲斯特的意大利语读法),1868年脚本正式出版,同年3月5日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那天是星期二,斯卡拉歌剧院人声鼎沸,傍晚6点,歌剧院还没开门斯卡拉广场上就挤满了人,15分钟后剧院开门,一瞬间,有票的、没票的观众一涌而入,最后连走廊上都塞满了观众。7点半,米兰的贵妇们从容步入她们的专用包厢。

一位年轻的记者托莱利 — 维奥雷,记述了当时的场面:“在舞台背面上方的走廊里大概挤了100多人,全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试图越过前面的人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包厢的第一排清一色都是漂亮的女士,稍高一些的位子里坐着盛装的绅士们。更高一层的看台上,到处是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在演出过程中不知疲倦地挥舞手臂,发出雷鸣般的喝彩或者倒彩!”因为考虑到斯卡拉的日程安排和反对者们的意见,其实,《梅菲斯托菲勒》被推迟上演了2个礼拜,漫长的等待反而激发起观众好奇的热情,原先,人们只知道博伊托是著名的脚本作家、诗人,现在,他们了解到博伊托还是革新的作曲家,于是,支持与谩骂同时袭来。首演时,博伊托亲自担任指挥,序幕得到了观众的掌声与喝彩,第一幕情况就有些不妙,掌声稀稀落落,第二幕更糟,等到第三幕完全变成了灾难,楼上后排的观众不停地发出嘘声,大家都显得十分疯狂,等待积蓄的力量被用到了可怕的地方,而支持博伊托的观众则不间断地鼓掌,最后发展到两派之间发生了争执。其实,歌剧院门外更热闹,许多人聚集在斯卡拉广场听消息,每一幕发生的情形外面马上就能知道,那天晚上《梅菲斯托菲勒》一直演到凌晨1点(整整5小时),而站在门口辩论的人群直到凌晨4点才散去,米兰人热爱歌剧的精神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斯卡拉歌剧院不得不贴出海报宣布《梅菲斯托菲勒》将分成两个晚上演出,不足部分由芭蕾舞剧《布拉罕》补白,观众们这才稍稍转移视线,但是,对于《梅菲斯托菲勒》的恶劣评论依然没有丝毫减退。3月8晚上,《梅菲斯托菲勒》第二部分演出结束后,斯卡拉歌剧院宣布取消《梅菲斯托菲勒》的演出,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人们几乎遗忘了这部作品,而博伊托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修改,直到10年后《梅菲斯托菲勒》重新在Bologna上演获得成功。但是,在当时《梅菲斯托菲勒》的失败对博伊托的刺激无疑是很深的,从此,他改变了激进的思想方式,对于作曲更是慎之又慎。

    从1859年起,博伊托就开始对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尼禄很感兴趣,后来几经周折他终于完成了《尼禄王》的脚本,但是,作曲工作却一拖再拖,直到1918年博伊托去世时,他留给人们的还是《尼禄王》的潦草手稿,1868年3月5日那个夜晚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了。说起《尼禄王》的舞台演出,不能不提到著名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早在1902年托斯卡尼尼就读过《尼禄》的草稿,当时他就表示希望能够指挥首演,可惜,自信心不足的博伊托不断地修改总谱,但就是无法定稿,最后直到作曲家去世留下的依然是草稿。托斯卡尼尼接手的草稿到处是修改的痕迹,写满了博伊托的注释和意见,根本没法使用,他只能求助于作曲家安东尼·希玛雷利亚和托马西尼进行修改和定稿,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博伊托去世之后第六年才告完工,总谱送抵斯卡拉歌剧院。

预定的首演日期是1924年5月1日,劳动节,当时法西斯党的势力在意大利越来越大,而社会党依然存在,双方的党员与信徒本来准备在劳动节那天举行示威游行,相互对抗,因此剧院方面一度提出更改首演的日期。然而,托斯卡尼尼在斯卡拉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尼禄》必须如期举行首演,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票子很快就被卖完,黑市把普通座票热炒到4000里拉一张,包厢票10000里拉一张,开演那天早上7点种就有人到斯卡拉门口排队,他们带来了折叠椅,有的甚至把野餐桌也带来。入夜,汽车在剧院旁边的曼佐尼大街、威尔第大街造成了严重堵塞,最终,警察不得不出动驱赶人群。

托斯卡尼尼破例允许少量新闻记者进入着装彩排现场,被邀请的还有普契尼,然而,他的待遇没能超过记者,在后台入口处他同样被托斯卡尼尼拒之门外,普契尼只能咽下这口恶气,首演之夜他没有缺席,因为博伊托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出席首演的还有意大利音乐界的名流们,乔尔达诺、阿尔法诺、蒙特梅齐、皮采蒂等等。全意大利甚至大半个欧洲的音乐评论家都云集米兰,各国大使、外国歌剧院的经理以及意大利的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尼禄》获得了预料之中的成功,托斯卡尼尼与主要演员接受了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与喝彩,然而,《尼禄》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从各大歌剧院的节目单上悄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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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狗尾续貂 —— 《伊戈尔王》

Prince Igor


1869年,鲍罗丁就委托著名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斯塔索夫为他提供一个歌剧脚本的大纲,斯塔索夫是第一个提出“强力集团”的评论家,对于鲍罗丁的音乐风格非常熟悉。斯塔索夫认为鲍罗丁是格林卡的最佳继承人,最适合以俄罗斯史诗来进行创作。于是,斯塔索夫找到了公元12世纪反抗土耳其波罗维茨人入侵的Seversk(今乌克兰)宗主伊戈尔王,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史诗《伊戈尔军队覆灭记》,表现了当时俄罗斯南部定居部落反抗游牧民族侵扰的史实。其实,历史上伊戈尔王的军队最终是被土耳其人消灭的,这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由于俄罗斯在宗教和行政上的不统一造成失败,提出了一个渴望统一全俄罗斯的问题。

鲍罗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命题,然而,《伊戈尔王》的作曲工作却莫名其妙地被整整拖延了前后长达18年之久,直到作曲家53岁去世时大部分内容还是草稿。因为是鲍罗丁亲自撰写脚本,所以,他始终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伊戈尔王》里渲染爱情线索,而且,对于整部歌剧的音乐风格鲍罗丁还是有些拿不准。在他留下的草稿中,第二幕是最完整的,尤其是那段著名的《波罗维茨之舞》,但是,包括第三幕草稿在内的许多乐谱都丢失了,所以,要恢复歌剧的原貌变得十分困难。鲍罗丁去世后,他的音乐遗嘱执行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与格拉祖诺夫就开始着手续写工作,格拉祖诺夫负责补充修订,比如根据回忆将序曲写完。而擅长配器的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则承担最繁重的修订和配器工作,因为他比较熟悉鲍罗丁的音乐风格,所以,这项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相比之下,格拉祖诺夫对第三幕的续写就要困难的多,鲍罗丁留下的草稿残缺不全,格拉祖诺夫等于全部重写,至于第四幕,连鲍罗丁写的脚本也丢失了,只能从脚本开始补,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伊戈尔王》的结尾比较草率,似乎是急着收场的原因。总的来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与格拉祖诺夫的工作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创造性的,因此,1890年11月4日在圣彼得堡马林科夫斯基剧院举行的首演才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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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续写的名著 —— 《霍夫曼的故事》


(Les contes d’Hoffmann)


《霍夫曼的故事》原本是提供给抒情剧院1877年演出季使用的,然而,就在创作进行中,抒情剧院意外地倒闭了,当时,为了维持生活,奥芬巴赫只能不断作曲。于是,他把《霍夫曼的故事》转给了巴黎喜歌剧院,可是,喜歌剧院上演的歌剧与其他歌剧院有所不同,很注重对白,奥芬巴赫不得不重新调整全剧的结构。直到1879年,喜歌剧院的经理卡尔瓦洛听到了奥芬巴赫谱写的一些旋律十分满意,才同意以宣叙调来代替对白,然而,这个改变耽误了作曲的进程,加之奥芬巴赫晚年健康情况不佳,因此,直到去世奥芬巴赫也没能完成第四幕的配器。

就在奥芬巴赫去世后不久,巴黎音乐学院的教师吉罗(德彪西的老师)被邀续完《霍夫曼的故事》,并以这个全本作为1881年首演的基础。结果,吉罗的修改幅度过大,比如整个威尼斯一幕吉罗只保留了那首著名的《船歌》,其余部分几乎重写,此外,原来篇幅较长的尼克拉斯这个角色也按照首演中出演的女中音的实际情况作了删节,这些修改都是有悖奥芬巴赫原作精神的。一直到1977年,作曲家弗里茨·奥赛主持重新修订《霍夫曼的故事》,他找到大量奥芬巴赫的草稿,恢复了作曲家原来的构思和歌曲的旋律,奥赛修订版被公认贴近原作,现在一般通行的就是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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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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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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