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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9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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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老易采
———《2004广州音响唱片展》与易有伍、黄红英一席谈
杨维中
和雨果公司的易有伍有过两次之交，一次是2000年他与张维良一行来武汉音乐学院举办现场欣赏会，还有一次是去年在武汉的“红色恋人”听费星的歌。这一次则是在《2004广州音响唱片展》的白天鹅宾馆二楼咖啡厅。不仅如此，老易还带来了惠州的客家山歌手–黄红英。
杨∶自上次武汉分手后就没再见到你了，所以今天很想再听你说一点什么。
易∶还是谈唱片吧，我们刚刚推出了《雨果发烧十一》和黄红英的《俄罗斯之旅》，这两个录音是雨果今年的重头戏。今年我们还做了不少的东西，包括一个交响乐的录音，由于推出的《香巴拉并不遥远》反响还不错，所以我们又推出了它的第二集，此外还有一张《胡琴传奇》也相当精采。雨果今年录制的唱片数量比往年略少一些，所以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心。
杨∶我也有同感。
易∶但是今年的品种反而更多了，除了XRCD外，我们还推出了LP，所以高端的东西我们做得比较多。我今年很忙的一件事情，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广州番禺搞了一个录音棚，有200多平米，工程量比较大而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现在已经快完工了，所以今后在大陆的制作基地就在这里了。
这个录音棚共有两层楼七八个房间，设有两个控制室，因此可以同时完成两组音乐节目的录制。这样以来就方便多了，比如说一些多轨录音，或者一些人员参于不是很多的录音素材，像古琴、古筝演奏之类的，就可以把乐手从其它城市调集过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录一个30人小乐队编制的素材，当然如果要录大型交响乐，那还是得走出去。
我们计划在广州搞两个录音棚，先在番禺搞起来一个，然后再搞另一个，另外一个规模较大而接近320平米。论年龄我虽然不能在你面前倚老卖老，但常年在外面搞录音到处跑确实非常辛苦，像最近录的《俄罗斯之旅》，哇！搬那个六七十公斤的器材去，真得是累的够呛、够惨，开始觉得有点累了。所以这也是现在雨果交响乐录得较少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就是合适的作品没有以前多了。
杨∶黄红英你好，易先生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介绍过你，内地的雨果迷也非常喜欢你的《初次尝到寂寞》和《九月的故事》，所以希望你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黄∶我首先非常感谢你的邀请。这次发行的《俄罗斯之旅》是我和雨果合作所推出的第三张专辑，而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易先生独具一格的创意。就我个人从事声乐专业这么多年而言，能够在雨果公司鼎力支持下推出几张专辑而感到非常的欣慰，并且希望不久还能再为喜欢我的歌迷们推出更好的作品。
杨∶黄红英作为中国广东惠州客家民间艺术团和著名歌唱家，易先生觉得她的演唱风格和别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易∶我和黄红英是三年前开始合作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她，但她在香港音乐会上演唱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在舞台上唱那一首《海韵》，给人的感觉是一点都像不流行歌曲，而是一种很艺术歌曲的唱法，钢琴的伴奏也很正点。当时我一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将流行歌曲艺术化，会蛮有新意的。因为我们会经常做一些民间音乐普及化的唱片，像雨果的“奇异果”系列便是如此，那么我在想现在可不可以掉转过来流行歌曲艺术化呢？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些歌曲，像《初次尝到寂寞》、《但愿人长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
所以黄红英的第一张专辑《初次尝到寂寞》就是一种流行歌曲艺术化的形式，这也是一种高层次的提升化。由于这张碟的定位非常鲜明，所以一经推出人们就很喜欢，它也许不流行但很高雅。唱法、音乐配器、录音方法的定位都很高，所以也造成现在很多人的一窝峰翻唱，但他们很难达到一种境界。
黄红英的声底，不是那种一般流行歌手离不开话筒的风格，需要大嗓门的时候她同样也可以引吭高歌。在从艺的道路上，她其实也是一个老歌手了，而且歌路子很宽。
杨∶记得上次易先生介绍黄红英时，还开玩笑说她曾走过穴的地方很多。
黄∶其实吧，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走穴，我到现在也还是在一个专业团体担任独唱，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最早接受轻音乐的一个艺术团，叫岭南轻音乐团。我们曾到你们中原的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作过巡回演出，都非常受到欢迎。尤其是在武汉体育馆，我们硬是演了三天五场，我唱了八首十首还下不了台，观众在下边围着体育馆转，这有黄牛党在炒票。
杨∶那是哪一年，你还能记起来吗？
黄∶应该是83年或84年吧，说起来都有20年了。那个时得还是刚刚搞改革开放嘛，大陆才开始兴起港台歌曲，全国都一样。但是现在的境界又不一样了，特别是我和雨果合作以来，演唱曲目更趋向于我本人的个性及艺术化，从而跳出了很早以前一味摸仿的框框。当然，这也是通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过程。
易∶黄红英演唱民歌的功底很不错，而且我是在跟她接触之后才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间客家山歌手。恰好雨果对来自于民间风格很浓的东西一向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她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出来。
黄∶雨果是广大乐迷非常喜爱的一家唱片公司，在国外华人圈里很有影响力，它录制了很多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而且在宏扬和传承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我觉得易先生的用心良苦非常难能可贵，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唱片界，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现象非常突出，缺乏脚踏实地投入到中国优秀民族音乐的持久开发和挖掘的热情，这无疑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易∶雨果的这些努力在民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至少起到了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前很多人不尊重民乐，但是现在一些新起的唱片公司也在开始做一些民乐了，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宽慰。
雨果公司已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来我做唱片有一个原则，就是我所做一个节目首先要感动我自己。当然能感动我的素材有很多种，像流行音乐艺术化的东西，我听起来就特别有感觉。这个臆念很强烈地灌输到我的脑海中之后，我就会去找像《初次尝到寂寞》这一类的歌曲。这个选材必须是可以艺术化而不会流俗的，它没有那种甜得腻人却很肤浅的感觉，所以很俗的一些东西我是不会选上的。
《初次尝到寂寞》一般的人都没听过，是不是邓丽君的歌？是的，但以前没有人挖掘出来，所以我第一首找探路子的歌就选了它，因为我要得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九月的故事》就稍微亲和一些，再后来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之旅》。包括我以前录的《姚门琴韵》、《吴门琴韵》等，它都具有一种自身的感觉，也就是说当我觉得要去录它的时候，这种感觉在我心里就已经有一种氛围在里面了，然后我会义无反顾地去录。
杨∶你刚才说到能感动你的你才会去喜欢，但你怎么去定义这种“感动自己”？
易∶这种“感动”其实是一种音乐的触觉。对西洋乐我算是比较了解了，民乐团我在里面也呆过，流行歌曲我也听过，所以我判断音乐的标准就是看它首先能不能感动我。有很多人说某某民间音乐多么出名你怎么没有去录？我的回答就是那个音乐还没有感动我。也许它是一个很古老的音乐，但是它没有艺术，它只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好像是一个古董，但却没有能感动人的底蕴。没有被感动，我就不会去做，如果一旦感动我了，我就一定会去录，除非雨果倒闭了，否则我一定会去┅。
杨∶雨果永远不会倒闭的，除非人类到了不需要音乐、不需要文化的那一天。
黄∶你知道吗？现在对于易先生来说，能令他有感觉的东西才会去做，但是有感觉的东西不一定会有利润价值，因此这更多的只是一种能够流芳百世的行为。
易∶所以国内的很多同行都不敢去做，因为它没有短期内立竿见影的经济效应。我们做一张碟往往要花上三四年甚至五六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本钱，而有些唱片的成本十年也收不回来。比如录陈培勋的那张《我的祖国》，你怎么收回成本呀！
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雨果的一些唱片都买不到了，像你录得那张《穆桂英挂帅》我到处都买不到，连广州海印唱片店都没有。
易∶这张碟还有，包括王一平的那张《二小放牛郎》也都有，《山峡素描》也是他写的曲子，可惜已经去世了。
黄∶易先生虽然不是在大陆这边出生的，但是他对中国民族音乐非常了解，各个地方的音乐流派和音乐家他都很清楚，所以我对他真是觉得相见恨晚。
易∶大陆这边目前唱片业的发展和香港有一脉相承的感觉。也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急功近利，然后炒作炒作又炒作，这就是一些香港人的特点，而香港和广州又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很现实，一个事情行马上就做，不行则马上拉倒，广州这边营商的一种氛围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广州人不好，而是说他就是这种做事情的特点，所以一个事情好做他们马上就会跟风。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录音棚吧，房子还没盖好，就已经有人在学了，结果现在已经有两三家也在盖。
别说唱片了，音响不也都是这样吗？意大利出了一款胆机，国内马上就有人在模仿它了，喇叭在模仿，功放外形也在模仿，比比皆是。他们觉得能赚钱，凑凑热闹也就行了，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青菜罗卜各有所爱，也就无所谓了，反正还是有人愿意去买盗版的。
杨∶购买唱片其实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因此就应该用一种道德的感觉去消费，但是盗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易∶如果今天还是将中国定位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会觉得很遗憾。因为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中不应该老是让人定位在发展之中，其实我们已经很进步很发达了。如果就因为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原谅盗版的行为，那就真是岂有此理。比如说做音响，你也许老是去以模仿法国、意大利为荣，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全世界80﹪的专业音响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生产的。那你既然能跟老外OEM的那么好，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开发出来？
我现在还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去年的CD生产量虽然少了，但是我们发行的品种反而多了，除了CD外还出了XRCD和LP。现在黄红英的新碟，乐迷买XRCD的比例跟买普通CD基本持平，这就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买好碟。
杨∶易先生更多的时候还是在香港办公，那么内地喜欢音乐的乐迷们想和你们交流有没有什么途径？
易∶可以通过电邮，以前雨果公司的网页上有BBS的，但是太多飞祸了。有人就在雨果论坛上公开比较盗版的声音并不比正版赖啦，抑或哪里有卖盗版啦，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BBS栏目全部毙掉了。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有些个别人却在上面搞这些名堂，成何体统？
杨∶那么你在广州建了录音棚之后，会不会能对乐迷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易∶绝对会，而且它的意义还在于能使中国的音乐让外国人也能接受，我有这种触觉。但由于我们现在面对市场的竞争和经济的影响，所以录音棚的其中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大陆内地的，因为大陆毕竟有大陆的思维和特点。你说那些口水歌，纵使有千万个不是，但雨果推出的唱片却是一次再演绎，从而体现了一个更高的档次，所以这其中还是会有空间。萨拉·布莱德曼把美声和流行结合起来，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也还有很多人喜欢吗？所以我觉得艺术有很多种手段，关键看你怎么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想去做一些专门针对大陆的价位唱片，比如说像这次白天鹅大站，雨果展位周围的其它唱片公司全都在卖30块钱一张的唱片，这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压力，别人会说你老易的碟怎么还在卖50块、60块？但我在香港的碟还在卖100多块钱喔，对于大陆我已经很优惠了。但是听过雨果碟的人就会知道，它跟国际水平的唱片碟来比，我一点不脸红。这也就像一杯咖啡，你要是只卖一块钱就会没人敢买了。
快餐文化无可厚非，你肚子饿了去吃麦当劳也顺理其章，但也有人一辈子不吃麦当劳的，连美国人也有跟麦当劳过不去的。但我们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这只是一种社会需求而已。雨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产物现在已远远走在了前面，我们只能尽量给音乐爱好者提供一种高水准的精神追求，你能指望老百姓都听古琴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老百姓一百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两个喜欢听古琴，我就觉得不错了。
杨∶我听你那张《夜深沉》上了瘾，也有人批评说这首曲子里的京胡拉得太时尚，不够味。但雨果对民族精髓的贡献要比那够味的京胡更大，因为它普及了京剧文化。一些年青人对京剧不太感兴趣，但雨果却做到了这种代沟的衔接，那么年青人就有可能去喜欢。所以我觉得谈到贡献，就是要看它能否起到传播文化的效应，而这才是真正的追求。
易∶文化效应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我还是偏重于那种不刻意去炒作的素材，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人听起来感觉到我是在尊重你。因我是在很诚意地为我的听众制作这张碟，希望你能肃然起敬而不是听起来软绵绵，不会的。我希望你听了一段古琴或者一首《夜深沉》，你能够一辈子受益，就像我小时候听过这些音乐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样。我晚上听古琴，心灵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安慰。
杨∶你怎么理解你的听众？
易∶我的听众的反射面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对我的听众负责也就是对我自己负责。一定要先过了我这一关，我才能给别人去听。像我和黄红英的合作，《初次尝到寂寞》也好，《九月的故事》也好，还有《俄罗斯之旅》也好，每一次的混音、录音从第一张样碟出来再到出版，其间她都要收到十几张不同的版本。
黄∶我要不断地去听，不断地去比较，还要去征求不同品位人的建议，的确很不容易的。现在还能像雨果公司这么严格制作唱碟的，已经很少了。
易∶某些唱片公司的流水性作业甚至两天就可以出一张唱片，而我们光一张碟的混音就差不多要用到二十天至一个月。有些时间更长，像《香巴拉并不遥远》就用了一年多。
杨∶谈到《香巴拉并不遥远》，我很感兴趣其中的那首“青藏高原”，你当时用藏族的拉弦乐器“弦子”来伴奏，演奏中不时地“嗡” 那么一下，这种特殊效果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易∶噢！那是一个带小三度的颤音再加上滑弦，藏族的“弦子”这种乐器很轻，因此演奏的人往往可以一边跳舞一边拉。演奏时它的千斤上有一根绳子勾住演奏者的拇指，“弦子”不能像二胡那样换把，因为它就只有一个把位。但我当时拉的时候换了把，因为不换把音域就不够宽，不过换把的时候一定要将拇指从绳扣上拿出来。由于“弦子”太轻了，所以那天录音的时候我塞了一个相机进去给它加重。
黄∶“弦子”在藏族既是乐器也是人们边载边舞的一个道具。有意思的是，今天上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到雨果唱片展位，点着名要《香巴拉并不遥远》，他听过电台的介绍知道这张碟录得很棒。
杨∶你们下一步的合作还会推出些什么专辑？
黄∶下一张专辑我希望能更加本色一些，因为我是客家人所以擅长客家山歌。我们客家山歌在广东音乐中也是一大流派，它的资源十分丰富但迫切需要发扬光大。
易∶做这样的碟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你不能把它完全定位在传统民间歌曲之中，而且又不能太流行，还要考虑到它的不亲合性。所以客家山歌的编曲和录音难度挺高，我不敢很贸然地去做，我需要和黄红英一起去下乡采风才能找到感觉。
然后我们还会去尝试一些主题比较鲜明的歌曲，其中一张名为“花”的专辑，准备将中国民歌中所有涉足花的题材都串起来。当然，我们现在也准备为黄红英积累一些创作歌曲。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要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乐迷。
黄∶易先生每做一张碟都很慎重，往往要酝酿很长时间，直到找到了感觉才肯去做。像这次刚推出的《俄罗斯之旅》，都是不辞万里跑到俄罗斯那边去体验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艺术氛围以及它的历史，才能找到感觉。所以一路上，我都是在唱着《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首歌，但后来才体会到它的词写得这么好，旋律非常美，从而让我萌发了无穷向往的意愿。
杨∶你能为我们哼两句这首遥远的地方吗？
黄∶可以呀，“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微风轻轻吹来，飘起一片麦浪┅”。俄罗斯具有很宽旷的田野和森林，尤其是当你站在伏尔加河边时，便更能体会到俄罗斯的伟大，这种感受和他们的歌曲十分相吻合从而令人触景生情。我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到整个身心都和这个国家融为了一体，以致于就像在我自己的祖国一样。
杨∶所以说音乐无国界，它是世界性的。
易∶所以这次新推出的《雨果发烧十一》，里面的第一首曲子就叫做“来自地球”。作曲家想表达的意思是“大家老是说，谁来自于哪一个国家，谁又来自于哪一个地区，烦不烦呀！干脆，我们都来自地球。”
杨∶无论是《香巴拉并不遥远》还是《初次尝到寂寞》以及《俄罗斯之旅》，易先生显然很注重民间素材的创作，从而体现了你的审美与价值观。
易∶这还是一个与社会接触面的问题。要说起来黄红英算是一个从艺很早的老歌手了，但是真不好意思而我以前并不知道她。去西藏采风找歌手时也是这样，你会发现一会儿这个司机歌唱得很好，再过一会儿你又觉得那个安全局长歌也唱得不错，我便开始录音了，你不会有一种隔阂而担心他们到底行不行。寻找素材是本着一颗很平常的心，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也不勉强。
杨∶香港中乐团近几年比大陆民乐团活跃得多，且他们的演奏风格明显与我们不同，不知易先生如何评价？
易∶除了风格不同外，体制也不一样。在香港、新加坡或台湾，不管是民乐还是交响乐，它都属于一种社会文明的向征，就像一个著名的城市都会拥有一个著名的交响乐团一样。由此也会同样拥有一流的民族乐团，像为黄红英《俄罗斯之旅》伴奏的，就是俄罗斯最棒的莫斯科民族乐团。
所以香港中乐团的管理和推广以及它的社会功能，就会很吻合香港大都市的需要和文化象征。但内地的民乐团在这些方面发展的很慢，而且启动不起来它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由此人们也没有将每个月固定地去欣赏一次民乐演出，来作为一种必要的个人文化修养熏陶。而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乐团，则可以发展到每个月的套票计划，甚至半年前就提前卖票，因为它的管理和推广能力达到了这个水平。
因此我觉得内地的文化推广公司不妨也可以借鉴这种思维，从而提高民乐团和交响乐团的社会功能，其中也包括了作品和演奏的处理。像新民乐的推广工作，应该说雨果公司从89年、90年的《黄孩子》起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而为什么非要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不是《二泉映月》就是《春江花月夜》呢？
香港中乐团演奏了很多现代作品，其中也包括了谭盾的作品。虽然人们对谭盾持有争议，但起码能引起大家对他的注视，所以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更何况其确有可取之处。中国民乐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束缚在一种《十面埋伏》或《渔舟唱晚》的老古董小圈子里呢？所以大陆民族乐团的管理思维亟待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代。
杨∶希望黄红英和雨果公司下一步能推出更多让乐迷们喜欢的好唱片，而且不要忘记你们的中老年一代听众。
黄∶我刚才在现场为《俄罗斯之旅》唱片签名的时候，曾对乐迷们说“希望你们买回去后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一起听，他们绝对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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