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ede是谁？南方周末评论 [复制链接]

作为迄今为止来中国开演唱会的最高级别的流行乐队，SUEDE大年初三、初四两场一共只卖出了800多张票。
香港歌迷许圆圆和3个朋友一起上北京。上机前，她激动地在自己为SUEDE乐队的鼓手西蒙办的网站上宣布，至少将有几百个SUEDE的中国歌迷会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
事实上，当SUEDE的第一批成员在大年三十上午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来迎接他们的歌迷只有7位，下午抵达的成员更是只受到了4名歌迷的欢迎。
作为迄今为止到中国开现场演唱会级别最高的国际流行乐队，SUEDE从走下飞机，就开始遭遇到一种尴尬的冷清。
大年初一下午两点，SUEDE乐队在北京的FM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大约有20家媒体和100名左右歌迷捧场。乐队成员准时到场，主唱布莱特。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戴着墨镜，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苍白；西蒙则很亲热地与他的歌迷打招呼、拥抱；其余3位都很配合地听从着工作人员的安排。
主办单位明显地缺乏主持这样规模活动的经验，一切都是闹哄哄、乱糟糟的。但是媒体的记者们和乐队都很耐心，等待着这一片混乱的结束。拖到快3点，新闻会才开始。
中国记者的提问几乎都和他们的音乐有关，而西方记者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有关意识形态、盗版等领域。作为乐队的灵魂人物，安德森非常沉默寡言，只有当被点名回答问题时，才极其简短地说几句，其余的都一律让贝司手马特。奥斯曼回答；当年与安德森一起组乐队的奥斯曼，在5个成员中显得最成熟，似乎是乐队的发言人，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刚刚加入乐队的键盘手阿里克斯可能还没习惯这种明星生涯，有点紧张不安，惟一一次被问到问题时，一直扭头看安德森和奥斯曼，一脸害怕说错话的样子；最边上的西蒙好像还躲在他的墨镜后面抽空打了一个小盹。
盗版问题被美国记者再三追问，奥斯曼的回答显得很有人情味：“我不介意。年轻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音乐。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年轻人的收入普遍都低，没什么理由非让他们花很多的钱来买正版。这个问题可能美国人会很在意。我真的是不介意。”
记者们离开以后，乐队卸下了刚才一本正经的面具，对歌迷一直都是笑吟吟的，就连安德森，也看上去活泼了一些。
这是什么皮衣展销会？
第二天上午，主办单位安排SUEDE游览长城，之后将参观天安门。出发前，主办方很郑重地宣布，希望各媒体的摄影师在乐队准备好了、摆好姿势之后，才可以拍照。
到了八达岭脚下，乐队成员们一个个都冻得缩头缩脑。只好纠集在一起去和小贩讨价还价买帽子、手套。日进斗金的国际明星们用刚学会的蹩脚中文数目字，和小贩足足纠缠了有整整十几分钟。
看看安德森的样子，就可以谅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严格的不许拍照的规定。他戴着墨镜、整个脸都被深兰色的围巾蒙了起来。看上去一点不像一个国际著名的摇滚明星，倒像是一个企图抢劫便利店的伦敦街头小混混。好在长城上的几千中国老百姓没有一个知道他是谁。
坐缆车到达“好汉坡”后，他们开始爬坡。安德森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当年阿姆斯特朗刚登上月球时的表现。如果不是一直紧紧地拽着栏杆，真担心他会被一阵风给吹到长城另一头。
坚持了最多200米的样子，安德森就放弃了。一个人坐缆车下了山。
下午，乐队在天安门广场刚一露脸，就有个等候已久，但不知道规定的女歌迷，对着安德森拍了张照片。对镜头非常敏感的安德森马上就发现了，径直走过去，凶狠地连问两遍：“为什么拍我？为什么拍我？”女歌迷吓得说不上来话，安德森则一扭身就回了酒店。
演唱会之前的又一个新闻发布会，安德森没有出现。乐队的经理说他病倒了，全身出了好多小红斑点，脸色死灰，还发烧了。
问起乐队这几天下来对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的估计，奥斯曼有点感慨：“作为一个著名乐队的一员，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泡泡里：到哪里都会被歌迷们包围，老有人在酒店等你……但是，到了中国，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发现这里有1亿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感觉我们就像是刚出道的小乐队，在一个小酒吧里演出。很有趣。”
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有路过朝阳体育馆的过路行人，在跟演唱会售票处的人打听：“这是什么皮衣展销会啊？”也难怪他们，SUEDE的中文名被叫做“山羊皮”，宣传招贴上安德森穿着的皮夹克又那么抢眼。
猫与老鼠的游戏
2月3日晚上，中国的歌迷们终于等来了山羊皮的第一场演唱会。
开场时，所有人都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坐着，耐心等待嘉宾唱完暖场曲；场地中央空空荡荡地排了400张折叠椅，有几乎一半的位子显眼地空着；看台上的前几排倒是人颇满的样子，但估计全部观众加起来，也就一千多。突然间，100多号歌迷冲进了场地。这些人刚坐下不到1分钟，就呼啦啦冲到了舞台边，在场的警察马上把他们拉了回来。
8时20分，SUEDE终于出来了。安德森一出场，场地里的歌迷再次冲到了台下，还有人冲上了舞台。这次警察们不管了。这150个左右歌迷，就得以整场在台下随着歌声起舞、尖叫、合唱、拍照兼解安德森的鞋带、摸到哪里算哪里……
演唱会的舞台设计、灯光都很简单，在后面还听不清楚歌词。安德森完全没有了标志性的中性、妩媚、妖娆，从声音到形象，都像是一个性别模糊的少年刚刚完成了变声期，走出了青春期，完完全全是一个男子汉了，“就像是你点了一盘凉拌西红柿，结果却上了个干煸豆角。”有铁杆歌迷如此失望地评价。
场子里比比皆是和摇滚八辈子都没关系的人：稀稀拉拉的警察们在聊天、跷着二郎腿喝着自己带来的大缸茶；一些中年妇女捂住了耳朵；几个中年男子打起了瞌睡；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在那儿忙着哄孩子……
除此之外，大家倒是都站着看完了演出。崔健一直就像一块雕塑一样竖在前面。问起现场感受，他很冷静地说：“我知道这个乐队，但不是很熟悉。如果在国外，我不会选择去他们的现场。但是在国内就有不一样的意义。”常宽则很激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摇滚，简单、直接。不像中国那些所谓前卫的东西，都默默唧唧的。”他买了15张票请他乐队的成员、朋友看，还把老妈也拉了来，结果老人家到一半时实在受不了，先退场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SUEDE显得非常敬业，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起劲、认真。安德森和在舞台下判若两人，一直在积极地和歌迷交流、互动，还不顾身体的虚弱，坚持全部真唱。
演唱会之后，果断擅自放歌迷进场地、从而挽救了现场气氛的张有待，被公安扣留了。警察原本说是要拘留他，结果还是准许他把自己保释了。也没有禁止第二场的演出，仅仅只是让他第二天别再出现在现场。
第二天开演前还是在后台找到了张有待。他没化装，连衣服都没有换，拿着对讲机时不时说着什么，活像一个便衣。进入场地，发现第一排坐满了穿制服的警察，猛一下误以为是给警察开的专场。安德森一出场，他们就都站了起来，面对观众站成了一排人墙。张有待这次再也不敢往场地放人了，每个入口的工作人员和警察都非常认真仔细地逐个查票，场地里这次就只有50多个歌迷拥到了警察人体防线的后面，在离舞台10米左右的地方干着急。不断有个别歌迷企图往前冲，都被警察毫不客气地拉了回来，有的还被劝出了场。有一个歌迷太着急，从至少有十几米高的看台上一下跳到了场地里，结果被一个便衣一把揪住，二话没说就押走了。
几首相对节奏较慢的歌之后，安德森唱起了愤怒的成名曲“Trash”，歌迷们这下彻底激动了，一使劲就冲破了防线。看到歌迷冲到台前，安德森满脸抑制不住的心花怒放，唱得比昨天还卖力，不再纤细的腰都快扭折了，还在演出最后宣布“我们还会再到中国来的！”。演唱会之后的派对上，香槟喝得晕乎乎的奥斯曼兴奋地说：“看到歌迷们冲了过来，我们都高兴极了！这次之后希望中国警察明白，这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现场演唱会的最大魅力就在这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忘记自己，重新变成一头动物，爽极了！”
这晚歌迷的人数虽然少了很多，但是由于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气氛比昨天热烈。就连没有冲到前面去的人，也都纷纷站到了椅子上，身子随着音乐摆动。
一直到演唱会结束好久，歌迷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三三两两地在寒夜中用沙哑了的声音交流冲破封锁线的心得。
事后，竹书文化公司的沈永革透露，他们昨天晚上和警察做了很多的“沟通工作”，最后的协议是，9点钟以后，可以让歌迷们冲到台前。
票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被众多业内人士和摇滚乐迷盛赞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的SUEDE演唱会，两场总共卖出的票只有800张左右。两家主办单位一共赔了60万至80万。这还是在SUEDE几乎是友情演出的基础上。身为在欧洲每场演唱会都起价20万美元的国际顶尖乐队，SUEDE这次的中国场演出费，还不及国内歌手如那英、孙楠出场唱三首歌的价钱。
对于这次市场滑铁卢，最受打击的，是一手促成此事的张有待。从十年前，他就开始梦想可以有国际一流的摇滚乐队在中国舞台上演出。
去年底，凭私人交情，他终于请到了正好要到亚洲进行巡演的SUEDE.还没来得及从兴奋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张有待马上就结结实实地尝到了现实的苦涩滋味。首先，就是根本拉不到赞助。在跑了像诺基亚之类的国际大公司之后，他发现那些公司的中层白领们根本就不知道SUEDE是谁；加上大公司官僚、烦琐的运作程序，需要至少提前半年就递交计划书，而张有待找他们时，已经是去年12月了。
放弃了拉赞助的想头，张有待开始找大型演出公司。但没有赞助，就没有演出公司愿承担“完全要靠票房”的高风险。走投无路之下，张有待好几次想放弃。但是：“中国已经等了十几年了，放过了这次送上门的好机会，就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最后，张有待想到了沈黎晖，尽管知道他的公司一直在赔钱，但至少他会有兴趣，也会理解其中的意义。
结果沈黎晖一听这事就表示要做，还在一个大雪天的半夜，陪张有待去找了沈永革，因为他知道去年竹书挣了点钱。沈永革当场就答应了，晚上算算账发现肯定要赔，但还是不改初衷，用他的话说是：“激情战胜了理性。”
一直在与市场打交道的沈黎晖和沈永革，从开始就认了赔。只有一个月不到的宣传时间、排在春节的极其不利的演出档期，被他们一致认为是演出票房失败的最大原因：“一般这样的重要演出，都要提前至少半年宣传，让市场有一个逐渐了解、接受的过程。加上又是春节，整个北京都空了一半，老外几乎都走了，学生歌迷又都放假了。”虽然知道SUEDE和英伦摇滚的人在中国正越来越多，但真正愿意花钱去北京的人还很有限，沈永革这样分析：“全中国SUEDE的歌迷加起来，一共可能有3万人，北京可能有1万，但是真正愿意掏钱看现场的，可能也就2000？这次我们可以说是把留在北京的歌迷都拉来了。”
对于赔钱，沈黎晖表示就当是春节办了两个大派对，让大家高兴高兴。也希望借此向中国观众介绍一下什么是真正好的音乐和现场，这已经超出了商业的意义。而沈永革则觉得，通过主办这样国际水准的演出，锻炼了他公司的员工队伍，与国际一流的乐队有了交流，还扩大了公司的影响力，值得。
一向低调含蓄的张有待，说出了非常动情的话：“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沈黎晖和沈永革。”他一开始还“对市场存在着盲目的乐观。”，特意选了北京最小的体育馆，3000人的座位，公安只允许卖2000张票。出于安全理由，公安还每场拿走了500张票，文化部局200，加上用100张票换的电台广告时段和媒体赠票，实际每场可以卖的票也就1000来张，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他沉痛地说：“我算明白了，办这样的演唱会，我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我这次算是被老鼠咬了一大口。”
在长城上阻截SUEDE的路透社记者，问他们这次是否想来打开中国这个新市场，一向沉默是金的安德森只有这时显出了少许激动：“全是狗屁。如果我们能持平，就已经是奇迹了。”那位记者接着问他们是否想来征服中国，奥斯曼生气了：“我憎恨‘征服’这个词。我们只是来做摇滚，这对中国观众是个新鲜事，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只是想通过演出了解中国。”演出前，安德森问张有待到底卖出了多少张票，好有个心理准备。当知道只有几百张时，他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张有待能去多找点观众来看演出。
但是，张有待这次是铁了心不赠票。他对许多音乐人非赠票不看的态度表示痛心：“还有一些音乐人说是要等着开演前，到门口买5块钱一张的票。这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他的眼眶都红了：“这已经是音乐立场的问题了。为什么平时口口声声说热爱摇滚，一到关键时刻，就这样？平时吃顿饭就要花几百块呐！这么难得的、好的乐队现场却嫌贵？”
对于票价，有很多歌迷抱怨280、380和480的看台票与680、1000的场地票太贵。张有待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刘德华、F4来，不都是这个价钱吗？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听英伦摇滚，在品位上要比人家高出很多，而在票价上却非要求低很多呢？”沈永革说，他们其实打了很多折，80％的280元票，都是180卖的。奥斯曼在最后的派对上，带着醉意，很小心地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主办方在注意他，然后很低声地说：“我觉得票价贵了。”
对于市场已经彻底失望的张有待说：“这不是一个消费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如果中国的文化市场不能像西方一样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们的文化艺术就永远赶不上人家。”
演出过后，冷静下来的张有待总结了教训：办两场是一个最大的失误，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的消化能力；还有就是场地，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在体育馆演出摇滚现场的条件，只能在一个俱乐部，或者大一点的迪厅，然后卖100块一张票：“外国摇滚，在北京也就是五六百人的一个市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市场。”
中演公司负责策划与市场的曹维表示，只要是做西方的音乐现场，铁定的做一场赔一场。中演以前做过的，比SUEDE在中国远为著名的肯尼基、理查德。马克思、恰克与飞鸟等都赔得一塌糊涂。GLAY演唱会因为有日本方面出钱，人倒是爆满，但是几乎没卖出多少票。
“说到底，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加上语言问题。这种音乐形式，是需要几百年心理积淀的。我们才刚刚开放多少年啊，还仅仅只是飘进来一点皮毛而已。西方音乐的现场，可能中国只有上海这个市场还行，毕竟有近100年的积累。人家的摇滚是反中产阶级主流的，这种反叛文化目前在中国几乎不存在。我们普通大众支持的，还是华语的流行娱乐文化，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趋众的心理。而西方还以为中国的市场已经先进到这一步了，这完全是误解。”久经市场锤炼的曹维，表示中国的摇滚乐演出市场还远远没有形成：“在中国听西方摇滚唱片的，还只限于一个小圈子，而这些人中会有多少去现场？仅仅靠这些人，根本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
对于未来还要不要引进这个级别的西方现场演唱会，曹维的回答很干脆：“只要还有不怕死的，就继续往里砸钱呗！”
背景：
SUEDE，由布莱特·安德森、伯纳德·巴特勒、马特·奥斯曼和西蒙·吉尔伯特成立1989年。他们的风格被习惯性地归为brit－pop（英伦摇滚），但与此类风格的其他乐队相比，他们的音乐更丰富和精致。那是一种带有厚重吉他音场、暧昧的欲望、奇妙的旋律和勃勃野心的音乐。安德森那有时像刀锋般锋利，有时又温柔得能渗出水来的独特声音，在迂回繁复的背景音乐衬托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1992年，他们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就已登上英国音乐杂志《旋律制作者》的封面，并被誉为：“英国最好的新晋乐队！”。之后，他们更被B BC誉为“英国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没有S UEDE，我们这个时代将会不同。”
1993年，乐队的同名处女大碟发行，这张带着初生牛犊之气的专辑包含了他们最纯粹的特质：凄美而颓废放肆。专辑发行第二天就成为金唱片，是英国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专辑，并获得墨丘利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一时间，他们成为全英国话题的焦点。
之后，多次人事变动并未影响乐队的发展：1994年的《Dog Man Star》被众多乐评人评为上世纪90年代最佳专辑；1996年的第三张专辑《Coming Up》，一扫乐队以往黑暗的阴郁风格，带来了闪亮的曲风，使S UEDE接近了主流市场，获得了1400万张销售量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