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总理———周总理逝世30周年祭！！！ [复制链接]

看来周总理真的是活在广大群众的心里啊！什么叫不朽，这就叫不朽！！！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是否绝后不敢说，但到今天为止，绝对是我知到的最好的总理！致敬！

怀念。

中国第一位好总理，也是最后一位好总理。

怀念！

永远怀念大地的儿子！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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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　　"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张若名投河自杀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他好奇的问周："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

   　　"你是指…女孩子？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样英俊的人，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

   　　"我不想有什么连累，独身生活比较好，可以多做点事情。"（许芥昱《周恩来传》第43页）

   　　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美作为精神享受，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周恩来终其一生，无论当学生，作军官，从事地下活动，任党的领导人，位居国务院总理，都非常爱"漂亮"和"排场"，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喜爱艺术。难怪他的同学不信。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实在没有可信度。连带所谓"混血子孙的描述，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是一个好色之徒，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况且从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发起"觉悟社"，组织学生运动，入南开大学求学，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实在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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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夥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

   　　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需要特别予以澄清。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份，──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私生女"艾蓓的故事，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

借造假来纪念周恩来会适得其反---关于联合国为周降半旗故事
(博讯2004年1月07日)
    周恩来更多文章请看周恩来专栏
     [关渔] (博讯 boxun.com)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

    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附：联合国旗典与规则中有关的致哀部分。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 b. On such occasions, at Headquarters and at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for one day 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the death. If, however, Flags, have already been flying on that day they will not normally be lowered, but will instead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eath; c. Should the procedure in paragraph (b) above not be practicable 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or other reasons,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both the day of the death and the day of the funeral; d. United Nations offi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a) above 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 national figure or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will use their discre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acti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toco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or the Dean of the locally accredited Diplomatic Corps; e. The head of a specialized agency is authoriz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lower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flown by the agency to half-mast in cases where he wishes to follow the official mourning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office of the agency is located. He may also lower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to half-mast on any occasion when the specialized agency is in official mourning; f.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g. The Secretary-General ma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decid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rever displayed, shall be flown at half-mast during a period of official United Nations mourning; h.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n displayed at half-mast should first be hoisted to the peak for an instant and then lowered to the half-mast position. The Flag should again be raised to the peak before it is lowered for the day; i.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flown at half-mast no other flag will be displayed; j. Crepe streamers may be affixed to flagstaffs flying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n a funeral procession only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k.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used to cover a casket, it should not be lowered into the grave or allowed to touch the ground. (博讯 boxun.com)

潘一丁：以反思来纪念周恩来总理
(博讯2006年01月09日发表)

    潘一丁更多文章请看潘一丁专栏
    老文评新闻（78）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周年
     (博讯 boxun.com)

    备受全球世人尊敬和中国人爱戴、怀念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
    
    毫无疑问，他在国家内政和外交等全方位，所表现出来的杰出天才和能力，足以堪当“永远的总理”而不用担心今后还会有人来取代这个称号，因为按照今天人类社会的现状，已经完全没有产生这样人才的土壤和环境气候了。而他在个人品行道德操守方面的实际表现，和今天还活着的所有政坛伪君子、真小人相比，将会让所有出于任何动机（商业、政治、个人名气炒作等）而想要对他泼污水的人的卑劣，形成强烈的对比！
    
    但是，中国人与其呼唤期待下一个“周总理”的出现，不如认真反思一下，那样的总理到底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影响？
    
    著名的“凤凰卫视”播出了一个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专题节目，采访由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过亲密生活接触的养女（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曝露了一些对其真实性不应该有太大疑问的内容，让人们对周总理在文革中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己个人所处的痛苦、两难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比如他出于保护亲人生命的苦心，在明知冤屈的情况下，不得不亲自“批捕”了自己的至爱亲朋，而且最后也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本人也因为身心的过度操劳，落了个“鞠躬尽瘁”的悲壮结局。在听来有点催人泪下的同时，却又生出一些疑问来。那就是如何理性、客观地，来评价周总理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对这段历史所起的作用？
    
    其实，以周总理当时在政治局中除毛泽东以外其他成员、以及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和影响（后来发生的促成四人帮倒台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可以证明），只要有此意愿，他应该是唯一有可能、也有条件阻止或挽回这场民族浩劫的人。但是他却选择了站在毛的一边，客观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虽然毛和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般不宜拿来相提并论，但是他发动的那次运动，在表象上产生的严重性后果，恐怕反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毛利用四人帮给文革“火上添油”时，充当了并不值得羡慕的“泥瓦匠（和稀泥）”或“（两派尖锐对立时的）灭火员”，起到“退烧药”“止痛针”的作用。最后几面都不讨好地，甚至赔上了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部下和亲人，令人情何以堪。呜乎，哀哉！
    
    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不能从更深刻的本质层次，来认识、理解因压缩而变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反而采取不求甚解的实用主义态度所致。比如一味地把“忍”“难得糊涂”“为圣（贤、尊）者讳”之类，有前提条件下才能运用的格言、策略，拿来宣传、提倡，普遍推而广之下来，人人心怀叵测，个个擅长“窝里斗”。结果反而在表象上给西方人造成“落后”的印象，好事就这样地变成了坏事。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如若地下有知,会同意笔者的判断否？
    
    　
    
    请看多年前的老文：明哲保身—逃避现实和责任的巧妙遁词
    
    
    在西方的字典中，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一定的良知，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现存价值具有批判精神”。且不论它的原文在西方社会的真实含义为何，但这中译文是远比中国人将知识份子和读书人或学历等同的观念要科学和进步得多。知识不仅可以来自书本，更可以来自生活和实践，不承认这一点岂不是要把没有上过大学的大文豪高尔基或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毛泽东都要排除到知识分子以外？而衡量知识本身除了量外，质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否则光读遍金瓶梅、肉蒲团、素女经，查泰莱夫人之类的中外“奇”书，十八般“性艺”样样精通者，难道也可以冠上知识分子的头衔吗？良知者，应该是指除了本职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情心、正义感和实行道德的勇气。没有良知，不是不知道社会的不公正或错误的价值观表现在什么地方，甚至可能将公正和正确的价值观当成不公正或错误来批判。或者知道了也由于种种利害关系的考量，而没有勇气说出来。从这个定义来判断的知识分子，才是应该特别受到社会尊敬的精英群体。因为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念书受教育的权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要求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是不能光用读书和不读书或学历来区分阶层的。
    　
    中华文化号称“博大精深”，而且中国人重视“德”的教育，本来在这种教育下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应该比较容易达到上述“知识分子”的标准。可惜实际并非如此，公认落后的封建制度能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到今天的大陆还是“名亡实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究其原因，除了历代王朝对持异议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严厉打压的手段（当前也不例外），限制了这部分人的产生和壮大外，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文化先哲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为封建统治者创建了合法统治的完整的理论基础，制定了约束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 还生怕自己的后来继承人不知 “天高地厚”，要造社会的“反”，主动为其出了许多诸如“乱邦不住，危邦不入”“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逃避现实的主意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试想：中国的读书人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精英、国之栋梁。可是一旦自己的祖国发生动乱，大厦之将倾，正需要“栋梁”来顶住的时候，你却不入、不住而“乘桴浮于海”去了。那么，“栋梁”难道不应该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吗？不然，就得承认“栋梁”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担当的“朽木”也，中国人原来像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托错了“终身”！难怪明末有对联一副“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来讽刺这种现象了。
    　
    最槽糕的是一句“明哲保身”，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推脱责任的教唆犯。配合“识时务者为俊杰”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成为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首先，这“哲”者，哲学、哲理也。本身有着极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有的“视天下事为己任”；有的却主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的主张“当仁不让”；有的却主张“无为”。正因为没有明确要统一 “明”的是什么样的哲理，大多数人当然就会按惯性的原理，以最符合自己当前利益来“各取所需”。就拿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运动一开始，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非但不能为社会树立一种行为道德的标准，并带头表现坚持的勇气，反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瓦解。一部分人看到自己飞璜腾达的机会，跳出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还有一部分人，慑于来势凶猛的运动淫威，立即投降作出违心的检讨成为随时待宰的羔羊；更多人缩起头夹起尾跟着随大流；他们都可以从“识时务者为俊杰”和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格言中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结果让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或书读得很少的基层中形形色色的“匹夫”们出来带头“革命”，能不搞乱、搞槽吗？只可怜那少数坚持真理良心、或不幸首当其冲的人，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受尽折磨悲惨去世。其实，以笔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实践体会：虽然知识分子个体并不都具备直接和极权抗争的力量，但只要意识到自己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将一味“逆来顺受”的消极被动，改成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发挥一点理性道德的影响，让社会大众在面对重大事件时，有善与恶、是与非的对比机会，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民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即使不能阻止“文革” 的发生，但至少可以将不人道、不理性甚至无知透顶的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自己也就不用老是扮演要被同情的“受害者”角色了。
    　
    再说，“道”的标准是读书人制定规范出来的，当然有带头推动的义务。“道”之不能行，自己就应该检讨、修改以进一步完善，再继续推动。如果一看不行，自己就拍屁股走人，那就难怪中国逢乱世（当属“道不行”的时代），土匪强盗都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原来那些应该扛这招牌的人，都 “浮于海”而使其成了无主之物，这真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讽刺和羞辱！这里面又出现一个逻辑问题：如果这些受教育不多的“匹夫”们能够很好担当起保国治国平天下的重任，那么可以证明 “读书无用论”是对的；反之，是否可以认为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换了无数朝代，还是跳不出封建制度、进步不快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都躲开了，永远起不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就整体而言，不能在大众心理建立应有的形象和声望，也被那些靠出生入死夺取到政权的人看不起。所以，一旦等别人的江山重新稳定再出来，除了顺水推舟地“歌功颂德”“锦上添花”外，还能干什么呢？
    　
    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也很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特点并加以利用，到了近代的毛泽东和李登辉，更发挥得淋沥尽至。大陆文革时期，其总理周恩来的表现是最标准“明哲保身”的典型。以他的学识、能力和实际权位，是毛泽东和反对派战友之间举足轻重的一 “票” ，可惜他却选择了做一个“不事二主”的“忠臣”，为此甘心忍受当年曾与之“约法三章不得参与政治”的江青，爬到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并眼看着子民和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受尽不人道的迫害，悲惨死去，而不发一声，仍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确保住了自己的一生名节，并享受到人民对他哀荣备至的敬仰。但仔细一想，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正是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吗？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揭竿而起”，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只要看看七六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愤怒壮观的场面（毛那时还并未去世），和打倒“四人帮”之顺利，就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要是没有他跟在后面“擦屁股”“堵漏洞”，硬撑着那几乎瘫痪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或者进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这种陷中华民族於灾难的行为的话，毛恐怕老早就搞不下去了。如果他死後真是没有留下有关那段历史真象的记录或说明，让民族无法从这个灾难损失中吸取一点真象的教训，那他将是一个十足的“民族罪人”，尽管他的私生活品行让人无懈可击，也做过许多好事，这种结论会让感情用事的人不能接受！
    　
    台湾当前发生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例子：那里被认为是已经进入民主制度的社会。王建煊、郝柏村、马英九等，都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优秀治国人才，本应该在政府的岗位上发挥才能为民造福。只可惜他们的行为虽然深获民众的支持，却不符合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需要，阻碍了某些人内心中真正要实现的“醉翁之意”。在别有用心的谗言的中伤或压力下，他们都“明哲保身”地选择了自己辞职，保住甚至增加了自己的清誉。无论他们将来还有什么作为，但对当前台湾政局，除了可能更有利于达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外，对台湾人民和中华民族而言，影响绝对是负面的。
    
    笔者无意对上述这些值得钦佩的人加以指责，而中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果一味把希望的重担压在少数人身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充其量再多制造出几个“牺牲品”，给小说家编剧者增加点题材，多赚民众几把鼻涕眼泪而已。笔者只是试图指出“明哲保身”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是中国社会无形中鼓励、或经常让无赖和恶棍得逞的重要原因，因为那些代表正直和正义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经常是动摇和不堪一击的，使得“真、善、美”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救不了民众还得倒过来让民众去同情（如周恩来、郝柏村等）。这种含糊而有害的观点至今还在被盲目称颂和提倡，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0rg/clx/clx78.html

Enki兄弟，纪念周总理就好，还是勿谈国事吧！

集合宰相与宦官与一身,够难为他了.
代表了官僚集团利益.与留邓的改革派官僚不同,周是事物派,按西方话来说,技术官僚公务员.

在薄君统治下,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如果不牺牲别人和人民利益就不可能在一贯错误的暴君下保全自己的地位不倒.

这样的人被中国人当成伟人,圣人,哈.就想中国人把诸葛亮当成最聪明的人一样可笑.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仅以此文纪念周恩来逝世二十五周年

【博讯2003年1月03日消息】    作者：石剑
   　　我小的时候常听老爸讲，他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老爸还很自豪地说：他曾亲眼见过周总理！那时老爸经常出差去北京，曾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远远地见过周总理迎接外宾，然后，宾主上车飞快离去。虽然只是匆匆一瞥，老爸仍深感荣幸：他毕竟亲眼见过这位伟人。

   　　老爸还曾给我讲过一段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有关周总理的佳话：有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在与周总理会见时要给周总理难堪，就问： (博讯boxun.com)

   　　“我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都低着头走路，而我们却是抬着头走路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周总理思维敏捷，不暇思索地回答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

   　　周总理的机智令老爸非常钦佩，--钦佩得“五体投地”。

   　　那个年代里，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机”是咋回事儿。除了“小道儿消息”以外，收音机和报纸是主要的新闻媒体。老爸象许多人一样，每天早晨听新闻广播已成了习惯。那时的新闻，政治性极强，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往往都是重要新闻。老爸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听到周总理接见外宾或出席什么会议的消息，就开始不安。

   　　“总理是不是病了？”老爸不无担心地揣测。

   　　虽然没有电视可看，但一般在看电影的时候，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前，往往会加演一些新闻片，其中以政治题材为多。于是人们就常常可以在电影银幕上看到“毛老人家”或周总理接见外宾的镜头。有时我就听见老爸看完电影以后回到家里，非常难过地说：

   　　“总理又瘦了！”。

   　　记得二十五年前冬天的一个早晨，大概是星期天，老爸一边象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一边开始拖地板。这时，从收音机里传出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爸当时就象是变成了一座雕像。

   　　老爸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政治形式看得比较透彻，对“毛老人家”颇有微辞，曾自言自语地说：

   　　“连一百都活不到，还整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有啥意思？！”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算起，我们家好象从没挂过“毛老人家”的画像。可周总理死后，其遗像还未上市，老爸就命喜欢画画儿的哥哥临摹总理遗像一幅，悬于墙上。画像上的周恩来，两道浓眉下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晚年的周恩来则面颊消瘦，两鬓霜白，双眉更显浓重，目光里充满着老人特有的慈祥。老爸说，他每看总理遗像就想放声大哭。最让老爸难过的是，周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献出了一切，不但生前无儿无女，死后连骨灰都不留。而最使老爸钦佩的是，周总理一生从未戴过“毛老人家”的像章--他胸前佩戴的永远是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国家大事。但我能隐约地感到，在老爸的心里，好象周总理是国家唯一的支柱，是唯一为老百姓着想的国家领导人。由于老爸的影响，我对周总理也自然而然地“非常敬佩”，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甚至对老爸颇有几分羡慕：老爸竟有幸亲眼见过周总理，而我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年后，中国开始“拨乱返正”，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定性为“一场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濒于崩溃边缘的浩劫”；“大跃进”得到澄清，浮夸和冒进所导致的千百万人活活饿死的惨剧终于大白于天下；“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几个“豁出命”的农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终于争得了在自留地里耕种的权力；“上山下乡”偃旗息鼓，几千万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终于熬到了“终生流放”的结束，大赦一般地涌回城市；命大的知识分子终于被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了“牛棚”，重见天日，并有幸被尊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平民子弟终于可以走进升大学的考场，“国家的未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终于可以象古代的平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女人们终于可以在“武装”和“红妆”之间有了自己的选择，平生第一次美滋滋地烫几绺卷发、买一件长裙、穿一双高跟鞋；而男人们则懵糟糟地在板儿鞋和军帽之间神气十足地加上一套西装，胆儿大的，又率先在脖子上绑上一条领带……

   　　中国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打开了！人们慢慢地从迷魂药中苏醒，睁着惊奇的眼睛向外看，仿佛第一次造访地球的外星人。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对这个星球是多么的陌生：美帝并不是“人间地狱”一般的美帝，台湾也不是“水深火热”一样的台湾！……　环顾四海，最惨的不是我们冷嘲热骂的别人，却恰恰是我们自己。人们不禁惊呼：我们被骗了！

   　　文革中的无数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上自开国元勋，下至平头百姓，曾经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出卖、被抄家、被羞辱、被囚禁、被折磨、被杀害！人们终于看到，这个在自己的脑门儿上贴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究竟对人民都干了些什么！回顾自己的身后，谁能不后怕，谁能不震惊！这是怎样的社会！

   　　彭德怀的冤案平反后，老爸买了一本《彭德怀传》，读后唏嘘不已，被彭老总为民请命的良心和勇气所深深感动，更对彭老总的悲惨遭遇而激愤难平。老爸数年前曾在北京看过写在大字报上的《万言书》，觉得那全是肺腑之言，今日又读《彭传》，对彭老总更是敬佩有加，提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真正的人，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人！”

   　　好象从那以后，我再没听到老爸提起他敬佩的周总理。

   　　终于，自封为“人民大救星”的“毛老人家”被苏醒了的人们请下了神坛。千秋功罪，不用后人评说。昔日那位“恩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大救星”竟然是一个极度自私与冷酷、视万民如草芥的独夫民贼、千古暴君！

   　　然而，周恩来，这位被公认为“毛老人家”左右臂一般的“得力助手”，这位自谦为“总管理员”的“人民的好总理”却还端坐云中，供人朝拜。

   　　有一日，我突发神经，想起老爸讲过的周总理智胜外宾的故事，心想：“总管理员”固然机智，但说到底，那时的中国人果真在走上坡路吗？你可以咽得那位外国人哑口，但你能服了他的心吗？身为主管内政与外交的政治家，国家濒于崩溃，百姓挨饿受冻，竟然还有脸振振有词！外交场上靠打嘴仗取胜，有啥意思？算啥能耐？！更有甚者，建国后“毛老人家”发动了那么多次人造灾难，每次不是都有“总管理员”在其鞍前马后地忙活？何以把账全算在别人（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他倒是一推六二五，抖落个干净！

   　　我于是便向老爸对“总管理员”提出质疑。老爸此刻似乎已经有所觉悟，倍感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唉--！他是一个和事姥儿！”

   　　可怜老爸中毒太深，还是认识不足。我们的“总管理员”何止是一个“和事姥儿”？

   　　不错，“总管理员”的机敏与智慧，恐怕是举世公认的。左右逢源，看风使舵，撒谎原谎，八面玲珑，哪一样儿不需脑瓜儿转得快？如果说“总管理员”是低智商，绝对不是事实。可是，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一个绝顶的聪明人，却不见得能作出聪明的事。

   　　“总管理员”当年为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中国的前途，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但他并没有把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带回中国，而是在法国加入了共铲党。带回来的不是火种，而是瘟疫。

   　　如果说“总管理员”当时年轻，对“共产瘟疫”认识不足，倒也是一个借口。可后来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建政之后，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桩桩、一件件祸国殃民的“丰功伟绩”真是不胜枚举。“总管理员”不但都亲励躬行，还鞠躬尽瘁！要说他是故意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过不去，偏要把祖国弄成亡国、百姓遭殃，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这岂不有悖于自己少年时代就许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迈誓言？可你要说不是故意的，那为啥要助纣为虐，使百姓饥寒交迫、生灵涂炭，使中华大地万马齐喑、国无宁日？身为一国总理，要是他没意识到，那只能说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要是他心知肚明，那就只能说他“丧尽了天良”。

   　　在他“伟大”的一生中，可曾写下过“人权”二字？在他“光辉”的生涯里，脑海里可曾有过哪怕是历时半秒钟的一闪念：要把真正的民主真正地还给人民？要说是受到时代的限制，纯是一派胡言。始皇不知“民主”为何物，不足为怪。此物那时尚未发明，非始皇之过也。而“总理时代”，“民主”、“自由”与“人权”已存世久矣，其为人类带来的进步与福祉，已为世人所共识。难道说，人类进化到了今天，不知“民主”、“自由”与“人权”为何物，更视同其为洪水猛兽的政治家，还配得起“伟大”二字？开什么玩笑？！

   　　身为政治家，尤其是象中共这样的极权政治中不经选举却是终身制的国家领袖，身系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存亡，肩负百姓之重托、万民之所期。倘若不能高瞻远瞩，审时度世，把握时代脉搏，顺乎世界潮流，定会贻误国民，断送国家之前途，将民族引向黑暗，罪莫大焉！更有甚者，国难当头，却置万民于水火、国家于危亡而不顾，万般危难，只为自己保全。主子暴虐乖张，却对其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国家社稷，任其一意孤行；锦绣江山，任其肆虐撒泼。却非但不予制止，还拍手称快；拍手称快之余，更不忘鼎力相助，竟至“两人配合默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一世愚忠的糊涂虫，必难逃“民族罪人”的历史封号，岂能只凭“说了违心的话，作了违心的事”这区区几个字就能了得？！

   　　暴君，无疑是人民的公敌。忠于人民，就必然要抛弃暴君；而甘做暴君的奴才，则势必就要抛弃人民。因此，即得暴君主子的欢心，而又得人民爱戴的人则无法不是骗子：他要么爱人民而骗主子，要么爱主子而骗人民。

   　　我在想象那样一幅图景：“总管理员”来到一户农民家中，径直走进厨房，亲手掀开锅盖，亲手盛出一碗野菜，然后“津津有味儿”地吃了起来。在场的人，顿时泪如雨下。那个脸色蜡黄的农民，已经为没有瞒住“总管理员”，让“总管理员”发现了锅里的野菜而不安，此刻更因为让“总管理员”吃了锅里的野菜而内疚不已、泪流满面。

   　　这时，我好象听到了那抑扬顿措的话外音：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哪位方便，请递给我一个痰盂，我好象有点儿要吐。

   　　我真恨不能让时间倒转，回到那个年代，让我挤进在场的人群。我要跟“总管理员”讲：

   　　“大人！您用不着替俺吃野菜。野菜苦，您吃了以后，还是苦。您吃了一碗野菜，俺可要天天吃野菜，俺村儿的老老少少也都要天天吃野菜。您要是真为俺好，就把俺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让俺吃上白面馍馍，比啥都强！”

   　　“总管理员”吃完野菜，拍拍屁股走人。我敢断定，他的专机一定超载，因为美名装得太多。

   　　他这是为哪般？为名乎？为利乎？要说为利，似乎不太可能：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甚至连骨灰都不留，能图个啥利？要说为名，他倒是得了不少--当年联合国大厦前破例降下的半旗就是最好的明证，甚至他的敌人--极其反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都为他的“品格”而钦佩不已。至于中国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更不用说了，上自“根儿红苗儿正”的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下至被“踏上亿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和“反动学术权威”，哪一个不对他感恩代德、灵感涕零？仿佛他是再造爹娘。--难道这就是他之所求？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荣誉就象过眼的烟云。更何况，他所图的“名”，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别人或许不知道，难道以他那绝顶的聪明，自己心里能没有个数？

   　　不幸的是，时光在无情地流逝，那耀眼的光芒在渐渐消退，不再令人目眩。苏醒了的人们揉揉眼睛，凝目再视，真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两个嘴巴。同时代的当世人尚且如此，又如何能经得起后人那无情的剖析？

   　　若干年后，他可还会有一点点的光芒刺人眼目？可还会有一大串儿的英名冠于头顶？毕生创下的美名，犹如抛入空中的一件精美的彩陶，美仑美奂，却只可惜不能招摇太久。一世“雄才伟略”，不过是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人鬼两面的小丑，伪善的假面遮挡了他的阴险、狡诈、冷酷、卑鄙、自私与贪婪。瞒天过海，耍尽浑身节数；欺世盗名，无所不用其极，却独独忘了“纸里包不住火”的道理。一生“足智多谋”，其智慧，迎合主子有余，而治国安邦则不足，甚至可谓毫无良策。--鬼才知道，他“日理万机”的每一天都在忙些什么？花团锦簇所包裹的，其实只是一个庸才，更不要问是否还剩下一点点胆量，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仗义直言，敢于拍案而起，敢于替爱戴他的百姓叫一声苦、喊一声冤？！

   　　他可曾允许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发表不同政见，让中共许下的“民主、自由”的建国承诺不变成欺骗？可曾赏“站起来的人民”以选举的权力，让人们的手里握上一张微不足道的选票？可曾平反那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让蒙冤的人得以昭雪？可曾允许新闻自由报道，让媒体暴露一些社会的弊端，让人民知道政府的运作、政治的真相？可曾摒弃那臭名昭著的“血统观”，让无辜的人不被株连，让那个在自己那曾开过杂货店的爷爷死后才出生的孩子，不因为自己“地主”的家庭出身而伤心地哭泣？可曾允许那些被尊称为“国家主人”的人们有自己的爱好，恩准他们可以养鱼养鸟，可以莳草栽花？可曾允许那难得温饱的农民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几株苞米、几棵白菜而不至被砍掉？可曾允许那可怜的山里的农妇将一篮采来的野果拿到城里去换几毛钱而不至被警察追赶，野果不至被没收？！……　呜呼！天理和良知已经丧尽，谈别的，都是多余。

   　　……　那么多的白花和眼泪呀！可怜的百姓，被人掌玩、愚弄之后，竟真的会象一个无助的孩子那样痛哭。洒出的，竟是一滴滴源自心底的如雨般无尽的眼泪！

   　　一月的长安街那刺骨寒风中久久站立的一个个单薄的身影啊！那举国上下铺天盖地的白花啊！天安门广场那千万首血泪凝成的诗抄啊！长城内外那亿万颗顿足捶胸般痛苦的哀鸣啊！大江南北那无数双哭红了的眼睛和哽咽的呼唤啊！还有那汇积起来是天文数字一般的眼泪啊！……　这是何等的、空前的浪费！

   　　人们啊，值得吗？总理啊，你配吗？！

   　　还有许多人，愿意替他去死！--如果医学上能够做到的话！感谢上帝，幸亏医学还不能做到，否则，……　想想真是后怕！

   　　机敏过人又怎样？面目慈祥又怎样？吃碗野菜又怎样？谦称人民的“总管理员”又怎样？佩戴“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戴到死，--又怎样？！一代“伟”人，耗尽一生，留给自己的是短命的虚名，留给后人的却是哀鸿遍野、满目疮伤的祖国。这等“聪明”人，却做出这等蠢事，到底“伟”在哪里？！更有何面目，还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

   　　呜呼，悲哉！一个机敏过人的奴才！

   　　呜呼，哀哉！一个聪明得愚弄了全世界的骗子！

   　　呸！--“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博讯boxun.com)

《真假周恩来》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恩来
作者:    赵无眠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注定不会被我们遗忘的。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诚然，他不像孙中山，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也不像蒋介石，建立中央集权，领导抗战胜利；更不象毛泽东，武功文革，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一个庞大民族的性格和灵魂，甚至也不象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由共产党领导兴致勃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他不像他们，没有做过总统、总裁、委员长、总书记、主席，或是"凡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以"最高领袖"的身份主宰过中国的命运。这个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大事，也找不到一件是由他策划、发动、主导或完成的，──除了勉强可以凑数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暴动和"八一"南昌暴动。前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工人纠察队，夺了上海以迎接眼看就要进城的北伐军，不料反被北伐军杀得稀里哗啦，血流成河。后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而那一枪简直就是臭子儿，放过之后便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四下里逃散，七零八落，不了了之，很多年以后连他自己都羞于提及。

   　　他不属于创建开天辟地宏伟功绩的人物，不属于藐睨一切恣肆纵横的枭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拔剑斩蛇的刘邦，横槊赋诗的曹操，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他不是没有机会，也绝非缺乏才智，而是不具备那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霸气和魄力。他似乎天生就能，而且只能安于辅佐他人成就大业。蒋介石熟知之一点，据说对于未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把周恩来争取到国民党阵营中来，一直深以为憾。

   　　毛泽东当然更了解他："无论是我，还是刘少奇、林彪或其他人当第一把，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个"总理"的位子他一坐二十八个年头，从五十一岁为新政权组阁，直到七十八岁死于任上。仔细算来，是二十六年零一百天。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人们的印象中他从不曾老过，当然也不会病倒。"总理"──这是"周恩来"的代名词，就像"主席"是毛泽东的代名词一样，──应该永远那样中年，那样生机勃勃，机智幽默，风度翩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报纸、电台和新闻记录影片的报导："总理"又接见了来访的某国元首、议长、夫人、运动员、记者、美术家、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民间团体、面有菜色的丛林游击队领袖、到处发表激烈言辞的流亡政治家。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他永远在接见这些川流不息的人，这些从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困、最安定和最动荡、最反动和最革命、最为人熟悉和最让人记不住的地方来的人，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晒成不知什么颜色皮肤的，穿西装的，包头巾的，套袍子的，露胳膊的，打赤脚的，来建交的，来签协定的，来瞧一瞧的，来拥抱拥抱的，来学习革命经验的，来要钱的…..都"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地迎来送往。他在国宴上环视一周，举起酒杯轻抿小口，──二十多年了，至今没见到第二个人比他抿得更好。

   　　他还要抽出空去工厂、农村、部队视察，从东北到西南，从"老区"到大都市，从工业重镇到边陲山寨，哪儿都去过。你要是从报上看到他一天出现在三个地方，早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挥别一位外国政要，中午戴着安全帽到炼铜炉前看看火候，晚上蹲在灾区老乡家塌了一半的柴垛边稀里胡噜喝一碗玉米粥，那是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他老是在奔波着，跟人握手，那条受过伤的右臂很自然地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握手的姿势。他扶肘一笑，化解了人们对这折腾个无止无休的国家的前途的所有疑虑。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就是他的死。他居然也会死！这个精力和魅力无穷的人，这个不卑不亢进退自如的人，这个一摆手就会有"一股春风"拂到我们脸上的人，这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居然也会死！

   　　人们伤心饮涕，乃至大声痛哭，──虽说不是每一个人，却是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真诚地、由衷地哭着。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京，男女老少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列在十里长安街两旁目送他的灵柩。"灵车队"向西，向西，一位诗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我们等着它碾过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承受得起连续遭遇的厄运和灾难，可以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毫不动容，可以受于折磨和屈辱仍冷漠到麻木的地步，可以在人格被贬损成猪狗不如时仍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却承受不起一个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伟人的去世。这是一九七六年年初。


　　周恩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人们私下聚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传播、议论、分析和猜测各式各样的政治性的小道消息。尤其对于那些过早地受尽了生活磨难、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失去升学机会却仍然读了不少书并且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渐渐学会"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既危险又兴奋，既刺激又过瘾。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往往与"大道"暗通，而非空穴来风。我的一位表亲，看到官方出版的《参考消息》突然有一天将转载的整版各国政要和媒体悼念、称颂周恩来的文章压到了不起眼的第四版，立刻忧心忡忡，预感"中央"一定政争激烈，周派开始失势。我的这位表亲是他那个地区的知识青年中，以识见卓越受同伴们推崇的人物。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刑满释放的前五天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自己也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但仍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骄傲，为周的去世而伤感和忧怕。

   　　一条伪造的"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作者是杭州汽轮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把周恩来的口气模仿得让人深信不疑。"周恩来"表扬了小平同志面对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毛泽东已经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死去的周恩来能支撑他对付过活着的毛泽东吗？显然不可能。不过大夥儿打算试一试，结果帮了倒忙。天安门事件哄然而起，加速了邓的倒台。

   严格的说，"天安门事件"应该叫做──"纪念碑事件"。天安门是一个"门"，也就是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临主持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而悼周活动及其引发的事件，主要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那个"城楼"则关系不大。城楼是皇城的一部份，属于古建筑；纪念碑则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个破土动工的现代建筑。二者含义有别却又遥相呼应。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与会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由毛泽东宣读碑文。碑文也是毛泽东草拟，由周恩来书写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多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成了反抗暴君的旗帜

   　　纪念碑的奠基者们大概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人们"聚众闹事"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堆放花圈下张贴诗词、漫画、朗诵、演说，挥拳哭泣、宣誓、呼喊口号，以中国人惯用的暗喻和影射手法，批判时政，发泄胸中的悲伤、愤恨和不满。矛盾主要对着"四人帮"，更激烈的还会搭上一个"秦始皇"。当局，──绝不只是"四人帮"和"秦始皇"，而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实行镇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派系和路线的斗争再激烈也是自个儿家里的事，来自外面的挑战才是最大的敌人，必得联手对付予以围歼。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不会给某一个政治人物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更加坏事。

   　　只有一个人站在"人民"这一边，那就是死去的周恩来。说穿了，是人民需要他，需要拥周自重，借题发挥。没有谁比周恩来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再也无从选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察言观色、回避忍让、唯唯诺诺以自保，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成了号召和领导人民反抗暴君的一面旗帜。

   　　同样的故事，在十三年后，也就是是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去世那时，还会要重演一次。此是后话，让我们还回到一九七六年，那个死人像陨石雨一样轰轰烈烈的年代。

   毛泽东比周恩来多活了整整八个月。他的死显然比周恩来的死更值得我们纪念：这是他一生中为人民谋得的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丧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远远胜于周恩来。但却带着更多的官方色彩，不免给人一种空洞和冷场的感觉。有没有具体例证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尽管为毛泽东而失声痛哭的人，绝不比为周恩来而失声痛哭的人要少，除了那些装出忠诚或迫于情势而淌下的虚假的眼泪，除了那些表面悲痛而内心却充满庆幸的哀号，除了这一切，不是不比他少。有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总理"把"主席"给比下去了

   　　四人帮的垮台，把毛泽东的声望拉到了最低点。这几个人都属于毛的"宫廷派"：他的妻子，他继林彪之后挑选的接班人，他跟得最紧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还有那个专门替他传达旨意的侄子。他身边的人不是垮台进了监狱，就是打入冷宫横遭贬斥和歧视（如张玉凤、王海蓉、唐开生）。华国锋向四人帮下手时最担忧的是怕影响毛的威望，一方面说明他的儒弱与憨厚，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四人帮关系之深厚，已为世人所公认。民间不是有"五人帮"之说吗？无论发多少中央文件议论四人帮反毛，议论毛泽东早就要"解决"四人帮，仍然无法洗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连华国锋自己，亲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也依然逃不过受四人帮的株连。把华国锋和四人帮连载一起的纽带，就是毛泽东。

   　　反之，"总理"的形像却日见高大和辉煌，活活地把毛泽东给比下去了。周恩来，他的才智和能力不输于毛，风度和机敏甚至还在毛之上；他谦虚忍让，不像毛泽东那样骄横与霸道，当仁不让；他平易近人，尤其善待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像毛泽东惟我独尊，瞧不起专家学者；他广结善缘，争取到许多同情者，保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人士，不像毛泽东与人争斗其乐无穷，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他性格温和，处世稳重得体，不像毛泽东反复无常，总是有理，阴谋阳谋都要，帽子棍子齐飞；他不图名利，埋头工作，坚决反对宣传他自己，不像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红太阳普照中国还不够，还要到外国去，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他艰苦朴素、穿破衣烂杉出国访问，不像毛泽东全国各地都有行宫，版税收入百万千万，纵容自己的老婆骄奢淫逸；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个人生活严谨，与久病缠身、相貌平平的发妻厮守终身，不像毛泽东，性趣广泛，到处游龙戏凤，过过手的女人数不胜数，还玩什么大被同眠的性游戏（早在李志绥回忆录出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这位女运动员，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她在得知周去世后，发表《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一文，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一个大国总理，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一九七二年，松崎随转访问阔别了八年的北京，周恩来"见到我的瞬间，张开双臂，情不自禁叫道：哎呀，老朋友！简直喜形于色。"

   　　一九五七年到中国访问过的日本女剧作家、演员真山美保回忆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潇洒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粗粗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整体印象是钢一般的明快，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的手干爽得令人惬意，亲切地握了我的手。…盛满酒，杯盏相碰时，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边了体内。"

   　　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胡子刮得青青的，显得很有生气。…..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


　　为之"倾倒"与难舍难分

   　　"所有见到他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感受是很不同的。"情不自禁"、"喜形于色"、"干爽得令人惬意"、"胡子刮得青青的"、"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已经够不含蓄了。

   　　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我要是个中国人，一定去追周恩来！"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报导过，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倾倒"。

   　　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而不以为然，照样谈笑风生。林巧稚当即折服。

   　　对于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方式。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此处只举两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二十九日，刚获"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从座上送到台前，递给张权。这种满含着"临惜"之情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同寻常的。

   　　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关心"电影的。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徵求意见，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夏、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周当时没说什么，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他还打了个电话，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考虑。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在重庆时交往频繁。

   　　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总要问："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此时，张已哽咽，语不成句。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


　　女作家竟也受到"直接冲击"

   　　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现代中国》(ZhouEnLaiandModernChina)时，虽然告戒自己："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份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

   　　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她向出版商解释，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钱想要的东西。"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第7页）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可见她受到的"直接冲击"是多么厉害了。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皆望其项背，就更可以理解了。在很到地方，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实在令人遗憾。

   　　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当我初到延安，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周恩来竟当选了。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周恩来仍然能以其"俊美"反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


　圈子里盛传的情人们

   　　一九四三年，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般民主人士相聚，曾听到圈内盛传"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的逸闻，还为此感叹"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他没点名"某女士"究竟是谁。一九五八年，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邓颖超获悉大怒，直捣香巢兴师问罪，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曾主演《八百壮士》，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活动，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同年秋又北返延安，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如果她和周恩来在重庆发生恋情，只能是一九四零年的事。这一年，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回国，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重庆，七、八月间的潇洒英俊，这么短的时间快速发展一段恋情关系不可能：但若以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从容谨慎和机警机智，似乎又不应闹到让邓小姐不顾国民参政员及共产党要员的身份"直捣香巢"，而落人笑柄的地步。反过来，陈波儿也算是一方人物，倘若在自己的"香巢"被人家老婆打上门来捉奸成功，她还有什么脸面立即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谋求发展？从常理推断，邓小姐醋是吃过的，说不定还跟到陈的香巢给过她一番言辞厉色的教训，却不至于"捣毁"式的撒泼。民主人士及文化圈内"盛传"的佳话，当属对政治人物，尤其是对道貌岸然的政界要人的调侃。

   　　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还有声乐界的周××，女政要陈××，及周的干女儿孙××。（金钟《周恩来批判》第186页）这一次"盛传"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干女儿孙××，显然指的是孙维世。女政要陈××，大概是指陈慕华。声乐家周××最难猜。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情人"的著名声乐家，只有周晓燕。她是留法归国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


"美极了"的养女孙维世

   　　一般而言，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不能作为定论。无论是周恩来本人或是那几位××，都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乃至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暴光以前，我们只好先姑亡听之了。

   　　从情理上说，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爱上像陈慕华这样的女人。陈氏身材魁梧，与略显单瘦的周恰成对照，让人觉得太不般配。陈氏举止雄壮而缺乏优雅，也不符合周的审美趣味。陈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特务"，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周恩来救了她。如果陈为此事感谢周恩来，以身相许，那么既闹到"盛传"佳话于政界的地步，她的仕途多半也会就此中断，而不至于日后成为显赫一时的政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同是政界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周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打主意。

   　　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她是一个"奇女子"，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女人。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中共烈士，一九二七年"清党"时被国民党杀害。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她竟当众大哭，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经邓颖超同意，收她为干女儿，并送往延安。不久，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中担任女主角，大获成功。据观众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江青），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怎么的。

   　　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合作（或叫交锋），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了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她被选为第二译员。于是就有"盛传"一时的伟大领袖与她在专列上成就的一段佳话，再过来又被证明原来只是一些作家（如王若望等）的"艺术创作"。由于创作与大量史实不符，故不足为信。


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

   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也是从毛、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既然毛都可以染指，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恩义更深、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公认的说法是，她死于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系都是相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第四章 江青：从暗恋到暗斗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    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从而激起民愤，逐渐演化成天安门事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推荐的接班人第三次打倒，文革派暂时取胜。毛死后，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次复出，文革派遭到全面清算，周恩来的务实路线大获全胜，掌控毛泽东后的中国政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文革结束不久，剧作家陈白尘写过一个历史电影剧本，刘邦以后吕后专权，滥杀功臣，大将周勃起兵讨吕，恢复汉室，旌旗上大书一个"周"字…..该剧本始终未能拍成电影，可能是物换星移，人们对这种影射文学和影射史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对于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理解，至今仍大致不脱这一思路。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简单。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擎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涛、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涛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涛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衷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夥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着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衷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

   　　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竹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着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份军区、部份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有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衷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份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我看周恩来
  
  
  
   作者：郭知熠
  

  
  
   最近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国内国外都有不少的纪念文章（郭知熠先生把歌功颂德和恶语咒骂的文章统统算着纪念文章）。
  
   记得三十年前，周恩来逝世不久，我们学校为周恩来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老校长声泪俱下，当时的情形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当时的年龄，不能理解为什么朱德逝世这些人没有如此痛哭，而周恩来逝世却要痛不欲生。
  
   这个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对于周恩来的功过是非，无非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一种人认为周恩来伟大，一种人认为周恩来卑鄙。当然，这两种评价之间的中间评价还可以有很多种。
  
   在郭知熠看来，周恩来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他的悲剧性在于他遇到了毛泽东，就象刘少奇的悲剧性在于他遇到了毛泽东一样。
  
   如果周恩来不是遇到了毛泽东，也许周恩来将会被人们当作诸葛亮一样地景仰。也许人们对他不会有如此多的攻击。周恩来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他在反彭德怀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其实，说老实话，在文革中周恩来又能怎样？
  
   难道周恩来能够阻止文革？这一点周恩来办不到。不仅周恩来办不到，任何除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人都办不到。如果周恩来不站在毛泽东的一边，那么，周恩来就势必会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除掉，就象陶铸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除掉一样。
  
   笔者觉得，周恩来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保护其他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周恩来都能够保护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周恩来只能保护那些毛泽东不准备打倒的人。对于毛泽东准备打倒的人，周恩来也只能保护那些毛泽东不准备整死的人。譬如，邓小平就是毛泽东不准备整死的人。
  
   如果没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会更大。笔者相信，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周恩来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最大功绩。至于有人责备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帮凶”。这一点应该这样来看，有没有周恩来，文革照样会发动。没有周恩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有了周恩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得到了减小。那么，周恩来在文革中究竟是功多于过，还是过多于功呢？
  
   如果没有周恩来，邓小平在文革中恐怕都保不住性命。难道这一点邓小平不应该感谢周恩来吗？如果周恩来不是那么“精明”的话，他也许在文革初期就会被打倒。如果周恩来被打倒，又有谁来保护其他人呢？
  
   所以，郭知熠先生说，周恩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形象也许会被蒙上灰尘。他的悲剧性是因为他碰到了毛泽东。但周恩来的苦心和无可奈何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世人所理解。
  
  
   写于2006年1月11日，首发于《博讯》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更显得是无稽之谈，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寄人篱下，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很难想象会竭制不住去玩妓女，更何况是借了债"超前消费"。他从小即善于理财，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

   　　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他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员。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十六大"期间，邓颖超红杏出墙，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事后周恩来知悉，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立三路线"。李宝森的事，即便不是捕风捉影，也无可议之处。与李立三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一度态度温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调和主义"，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压力之下，这才参加"彻底清算"。把邓颖超的"红杏出墙"扯进来，峄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实在过于牵强。


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史蒂芬及其子孙？他们虽然有名有姓，包括职业、年龄，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反而令人生疑。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恩来批判》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有误）周访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古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钟编《周恩来批判》第183页）


　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但要求革新、向往新生活、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不少是过激的、或叫矫枉过正的。在男女关系方面，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乃至喜新厌旧，更是一种时尚。前面说到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载的情爱史，婚姻史，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相较之下，"与德国姑娘"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很少还会有人去苟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当然，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自又另当别论。

   　　无论如何，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原始"的婚姻记录，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般认为，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但另一个女人，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那就是他的母亲。周恩来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的生母；另一位是嗣母，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

   　　生母姓高，小名冬儿，因排行十二，又称十二姑。周恩来是他的长子，应该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不满一岁时，叔父周贻淦病危，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以为安抚和寄托。两个月后，叔父去世，嗣母（婶）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恩来的生父是老二（按大家庭排是第七），嗣父是老死（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所以实际上，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只是由陈氏来教养。而他比两个弟弟，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他称陈氏为"娘"，称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二十二岁守寡。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恩来四岁，嗣母边教他识字；五岁，送他进了私塾。直到她去世，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四十年后他回顾说："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但他同时也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他认为，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

   　　六岁那年，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家庭人口众多。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这种能力，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

   　　九岁那年，即一九零七年，生母去世以后，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他对嗣母感情尤深，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未能保存下来。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一言既出，闻者动容，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

   　　相比之下，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胆小，谋生能力较差，收入很少，经常债台高筑。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蒋介石少年丧父，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慈母情结难解，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新婚初夜蒋介石不肖与毛氏同房，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淡氏思子心切，不几年郁郁而终。中共建政后，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至死不渝。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

   　　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和更令他怀念。长大成人后，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淫"。我不认为，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相同，即"公众情人"式的生活环境。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


　　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

   　　周恩来的"明星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有意招他为婿。赴欧前，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和直吏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深受她们的喜爱。事实上，她们中的张若名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旅欧归来不久，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红军长征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西安事变爆发，他出面充当调停人，接着又参加和谈，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常驻武汉、重庆，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其言谈举止直扣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至于中共建政后，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给人的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没有朱德、没有彭德怀、林彪、陈毅，甚至没有邓小平，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无产阶级革命家"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这样，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

   　　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一直持续不落。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高暴光率、影响力和声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汪精卫，等等，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青年时英姿勃勃，中年时成熟洒脱，老年时优雅从容，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诚恳、机智、爽朗、风趣、圣忍、谦和、平易近人，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


　　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他的秘书杨纯回忆，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但"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男女有别"的态度，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都是精挑细选、久经考验的"自己人"，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而他对女宾的过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动。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晚上天气转冷，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HTH《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63页）。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