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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周总理———周总理逝世30周年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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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周总理真的是活在广大群众的心里啊!什么叫不朽,这就叫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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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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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绝后不敢说,但到今天为止,绝对是我知到的最好的总理!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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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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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好总理,也是最后一位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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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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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大地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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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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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  "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张若名投河自杀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他好奇的问周:"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

     "你是指…女孩子?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样英俊的人,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

     "我不想有什么连累,独身生活比较好,可以多做点事情。"(许芥昱《周恩来传》第43页)

     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美作为精神享受,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周恩来终其一生,无论当学生,作军官,从事地下活动,任党的领导人,位居国务院总理,都非常爱"漂亮"和"排场",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喜爱艺术。难怪他的同学不信。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实在没有可信度。连带所谓"混血子孙的描述,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是一个好色之徒,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况且从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发起"觉悟社",组织学生运动,入南开大学求学,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实在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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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夥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

     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需要特别予以澄清。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份,──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私生女"艾蓓的故事,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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