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曹可凡
谭盾
■著名旅美作曲家
■籍贯：湖南
■凭《卧虎藏龙》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获第44届格莱美四项提名：“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取自电影版《卧虎藏龙》主题曲：“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取自《卧虎藏龙》的《月光爱人》；“最佳古典音乐”，取自《卧虎藏龙》的《永恒的誓言》；“最佳古典音乐协奏曲”，取自谭盾的《易》吉他协奏曲。
1.我觉得狂放不是罪恶
曹：作为一个作曲家，在写音乐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音乐是什么？
谭：我觉得其实音乐就是我的一种语言，我可以讲英文，我可以讲普通话，我可以讲湖南话，那么我还可以讲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叫“你我他”，这种语言就是“DoRe-Mi”。音乐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内心深处想要跟大家表达、大家交流的一种方式。
曹：我在阅读你近期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发现你在回答有一家媒体的记者提问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你说你谭盾或许是贝多芬给变来的，有一种强烈创造音乐的这么一种欲望，这话初听起来或许有一些让人感到狂放不羁，但我理解是不是表明在你写音乐的时候，这种灵感是永不枯弃的？
谭：对，我觉得狂放不是罪恶。如果我儿子学艺术的话，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狂，要胆子大，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的李白和杜甫的这个境界里学到的，如果李白不狂哪儿来李白？如果中国人不狂哪来郑和下西洋？哪来四大发明？我觉得很多劣等的艺术作品或者音乐，你第一感觉就是它不狂，它没有想象力。我觉得斯大林说了一句最好的话，他说你如果想成为艺术家，你就要把你自己看成艺术家。像我教我儿子，我儿子四岁开始学钢琴，我从他四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大师，虽然你只是“DoRe，ReDo”，“DoRe，ReDo”……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很有意思的东西。后来，我儿子永远用这个“DoRe”来玩，而且他觉得他比我还伟大，为什么呢？他狂，他有想象力。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欠缺，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觉得我们睡了一个午觉，这个午觉睡得太长了，我觉得魏晋、先秦时候的那种狂放，李白时期的那种潇洒，我们都忘却了很多，现在中国发达了、强盛了，中国人开始有这个很强烈的表达愿望，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爱传递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这个时候，当你要把你的爱，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话，你就要有很强的想象力，狂热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就是要征服所有人在想象上的这种意念和行为，那么我觉得是时候了。中国人要努力创新，要以创新为荣，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做艺术家开始就要想象自己就是米开朗基罗，自己就是贝多芬，只有这样才可以成功。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你要是仔细去观察这些好的音乐家，在台上表现的话，马友友出来以后，他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有表现能力和表达欲望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凌驾于贝多芬，凌驾于所有的艺术家之上的一个人，他只有这种状态才可以征服跟他一起分享这个音乐世界的所有的观众。我在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时，我在读李白的诗歌时，我都感受到了这种狂热，我觉得这种狂妄恰恰是极为可贵的。
曹：是不是你从小就有这样一种秉性，比如，你父母曾经用焦裕禄的话来教导你，“嚼别人的馍没意思”。
谭：其实我发现，长大很狂妄的很多艺术家，其实小时候都很腼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怕丑，也怕狗，也怕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倒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对小孩子的教育，最好是稍稍扎实一点点，让他们老实一点点，多规矩一点点，以后也许会容易放，如果早放了的话就收不了，所以我现在对儿子教育，我也在想，除了弹琴的时候可以胡思乱想以外，写书法的时候，你给我一笔一笔工整地写。
2.带上手纸去美国
曹：那么面对现在这样一种成功，是不是经常会回想到，当初的时候去美国的一些比较窘迫的境况，比如说那个时候对那儿也不了解，甚至你带了三年的手纸到美国，在美国大街上为大家演奏，你还记得当时在街上演奏的那种状态吗？
谭：对。我当时从北京离开，那个时候是1985年，我能够做好最好的物质准备就是把我自己所有的书都带上，哪怕湖南的古书也带上，还有就是带了很多卫生纸，他们说手纸在美国很贵，我怕买不起，还有就是我带了30块美金，那时候只准带30块美金。
曹：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当时在纽约大街上拉琴持续了多久？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创作带来些什么？
谭：在大街上演奏，你会觉得是陶冶一种潇洒的感觉，那种感觉、那种风格在纽约的下层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有一种帅气，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气，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认识很多很多大的艺术家，约翰·凯奇就是这样认识的。
曹：那你后来成名以后，还遇见过当时在大街上一起拉琴的伙伴吗？
谭：当然啦，因为我们常常要抢地盘嘛，有些地盘生意好，有些地盘生意不好，所以老是跟我抢地盘的一个男孩子，有时候我早，有时候他早，我们还成了抢地盘的敌人，不打不相识，后来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就一直开始我的职业生活，到林肯中心啊，到卡内基音乐厅去演奏啊，去指挥啊，后来差不多十年就没有回到曾经跟别人抢地盘的那些地方去了，结果有一次路过那里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孩子还在那里嘛，我就觉得好心酸，当时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因为我已经老了，怎么他还在这里？当时我就过去跟他讲，我说嘿，他说你到哪里去拉（琴）啦？我说我在林肯中心那边拉，他说林肯中心也可以拉吗？我说我在里边拉，他说里边也可以拉？我发现他就没懂这个意思，所以我不忍心再去讲。他说那我下次也去试试看。回到斯大林的那句话：你要做艺术家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来看待。我在纽约总共拉了两年时间的琴，我在那时候，在街上拉琴的时候一直把自己当成是阿炳。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自信，而且很狂妄，但是我是一个街头艺术家，那时候的感觉跟我现在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维也纳乐团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环境变了。
3.我突然预感到《卧虎藏龙》会成功
曹：当然谈到谭盾有一部作品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卧虎藏龙》，那你当时为什么会答应李安去做这样的音乐，记得当时你跟李安在上海做后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次饭，然后李安就跟我说我们这次这个戏有点愧对谭盾，钱很少，而且这个戏卖座不卖座也不知道。
谭：那个时候李安是很忌讳这点的，因为《卧虎藏龙》只有900万美金的预算，很低很低，同时要求的规模很大。我跟李安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是在下层街头流浪的中国阿炳，他是在街头流浪的中国李白，两个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买几个烧饼啊，几个羊肉汤就算是打牙祭，我们相交十年，一直没有合作过，他搞他的电影，我搞我的音乐，所以直到他来正式找我作曲的时候就是《卧虎藏龙》。他说到现在我必须要请你作曲了，但是预算不高，没钱，我说这个事情没有钱也做，后来我把马友友也拉进来。
曹：你当时在写这个音乐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到日后会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谭：我完全没有，但是当时我跟李安开了一个玩笑，这是第二十七段音乐刚刚录完以后，就是章子怡从武当山那个悬崖上跳下来的时候，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不可抵御的一种悲怆，一种幽怨，一种空灵，但是空灵是那么厚重的空，所以我用那种音乐表达的时候，李安当时就觉得（可能不行），这太悲哀了。我说这东西气是顺的，必须要这样，他说能不能改？我说不能改，他说就两分钟，我说这两分钟你如果要改的话，这稿费是两百万美金，他就笑了，他知道我在开玩笑，我说不可能改。后来李安一直跟我说幸亏你没有改，因为当时要是改了的话就完蛋了，后来我跟李安说，我作曲作到第二十七段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片子可能会成功。
摄影董鸿景 [upload=jpg]Upload/2004111971090841.jpg[/up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