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籍有关的点点滴滴（《白鹿原》） [复制链接]

二零一五年是里赫特诞生一百周年，西方各大唱片公司都趁机大捞一把。很多年以前，EMI已将里赫特的录音全部整理成套装，共十四张。在百年诞辰的时候，DECCA将DG、菲利浦和自家曾经出过的里赫特唱片全部组合在一起，出了一大套，共五十一张，真是洋洋大观。以上两套的出版，并没有带给我多少乐趣，因为我以前已经买了其中的每一张，现在只不过再买一次套装而已。我更高兴的是，美国Sony 公司将以前RCA和哥伦比亚两家公司所出过的里赫特唱片，打包成一套十八张。这十八张，包括了一九六零年里赫特首度到美国演奏的七场独奏音乐会，完全按照每一场的曲目排列，包括每一首返场曲，录音很好，临场感很强，让人回忆起里赫特当年是如何征服美国的。当年哥伦比亚公司将里赫特的前五场录音推向市场时，里赫特很不高兴，他认为自己的演奏不够好，没有他的同意，不应该出版。哥伦比亚公司尊重里赫特，从未再版过。对里赫特迷来讲，里赫特的每一次现场都是值得购买的，何况当时美国的现场录音技术世界一流，买不到太可惜了。我就是有这种心理的人，所以这一套仍然可以列入我最喜欢的里赫特套装之中。我以为这是里赫特一百岁送给我这个乐迷最大的赠礼，但没想到，更大的礼还在后头，我得到这份礼物已经超过五个月，但心中的喜悦到今仍然存在。
        我的《CD流浪记》在台湾出版后，有一个读者始终追着我不放，我们就叫他小陈吧。小陈不知道哪里探听到我的电话，每隔一阵子就要打电话跟我聊古典音乐的各种演奏。我心情好就会多谈一些，但有时候情绪不稳，说话口气会有点凶，他始终不在意，继续打电话。有一次他问我穆洛娃的唱片我是否全部买了，我说是啊，他说，有些他买不到，能不能割爱让给他，真是不可思议啊，居然想夺人之所爱。又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到我家里看看我的收藏，天啊，我怎么可能同意，我们连一次面都没见过。大约在二零一二年年末，我在街上走，他突然把我叫住（我不知道他如何认得我），告诉我他就是小陈，他说，他原来在新北市做事，现在要回宜兰罗东了，以后恐怕很少有机会打电话给我了。我一时愣住，说不出话来。
        今年（2016年）三月，小陈突然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俄罗斯Melodiya唱片公司为纪念里赫特百年诞辰，出了一大套CD，五十张，他多了一套，问我要不要。对这一套，他讲了不少称赞的话，又谈到价格，显然并不便宜，但他说，初版已经没货，不好买了。其实我一听就决定，不论内容如何，价格如何，我一定要买下来。我们约好时间，他从罗东一大早就捧着这一套CD，一路捧到我家。单看外面的盒子，我就知道制作满花心思，粗略翻一下全套目录，我简直晕了。我早就从网上下载里赫特的历年演奏会曲目，虽然多达一两百页，但我已读得滚瓜烂熟，我马上发现，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我梦寐以求的。小陈一再跟我解释这一套的价值，深怕我不想买，我爽快地告诉他，我会买，放心。为了表达我的感谢之意，我请他参观我地下室的音响室，还送他当年RCA从Melodiya购买版权所制作的一些唱片。这些唱片制作得太差，远不如俄罗斯原版，我后来全部改买原版，我把RCA版全部送给他，他非常高兴。他恐怕难以理解，对我来说，这一套唱片简直是上天掉下来的珍宝，我再怎么做梦，都不可能梦想到有一天我会买到这么大套，这么有系统，录音又这么好的里赫特，这大概是上天对我长期追索里赫特现场录音的报酬与赏赐吧。总而言之，我太满足了。至于如何满足，因为你们都没有像我这样长期阅读里赫特的录音目录，也没有像我这样三十年来辛辛苦苦一张一张地搜寻累积，因此，你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补记：
        这五十张CD最大的长处是按一场一场音乐会来编辑，其中包含二十一场独奏音乐会，十二场完整的（整场而不是半场）协奏曲或室内乐音乐会，包含返场曲，还包括所有的掌声。我喜欢听这样的录音，因为你仿佛在听里赫特一场一场的音乐会，有临场感。布拉格的那一套非常好，但删掉了许多曲子，又把曲子按作曲家重新排列，丧失了音乐会原来的面貌。BBC广播电台所整理的里赫特在英国演奏的十五张CD，也有同样的缺陷，其中好几张还删掉了掌声。有些唱片公司不喜欢掌声，把掌声删掉，又删得不干净，稀稀疏疏几声，戛然而止，听起来很不舒服。我总幻想着，将来我更老了，每天晚上可以听一场里赫特的音乐会，以娱晚年，从这方面来看，Melodiya和Sony这两套最合乎我的理想。
        这一套唱片还再现了里赫特和小提琴家欧伊斯特拉赫合作的四场音乐会。这四场音乐会，以前都只选择其中六首或七首单独出版，只有这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包括所有的曲目，连重复的曲目都保留。对崇拜这两大天王的人来说，真是令人感激不尽。
        写完这篇文章不久，小陈又帮我买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出版的一套里赫特在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间的现场录音，共二十七张CD，价格非常昂贵，竟然和Melodiya那一套五十张CD的百年纪念版一样，都需要三千元人民币。而且，在这二十七张CD中，有些以前已出过单张，我都买了，现在整套出版，不能单买原先并未出版的那些CD，实在是榨财，但我还是买了，因为其中有几种我实在梦想已久。譬如，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的那一场演奏，上半场是肖邦的四首波兰舞曲，下半场是斯克里亚宾的十二首练习曲，外加四首返场曲，这样的曲目里赫特后来就没有再重复演奏过，非常难得。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

最新版的《CD流浪记》，
请大家购买正版图书。

《CD流浪记》试读：序

       前些年，北大出版社的高秀芹女士请我吃饭，在座有几位刚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谈到我的音乐随笔集《CD流浪记》。我说，201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大陆的简体字版，我买了一百本送朋友，没想到远远不够，现在已经没书，无法送给各位，很抱歉。高秀芹说：“不要紧，你有时间的话再补写扩充，就放在我们这里出增订本。”说这些话的时候，洪子诚老师也在座。但这些年事情很多，一直顾不上这本小书。今年（2016年）8月23日我到蓝旗营找洪子诚老师聊天，洪老师提起这件事，说高秀芹那边想出一些谈音乐的系列的书，问我有没有续写《CD流浪记》，我说没有。洪老师开玩笑地说，你总不能炒冷饭吧，总要加几篇新的。我回答说，按中国传统算法，我明年七十岁，如果能够重出《CD流浪记》，也可以算是为自己做寿，可以增加一点喜气，我回台湾以后一定赶工。
       为了让洪老师对我有信心，接着我就谈起，我早就累积了一些题材，回台湾后马上可以落实。我想写的第一篇是《霍洛维茨返乡记》，谈霍洛维茨、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还有小说家布宁晚年如何想念故国，拉赫玛尼诺夫和布宁死得早，没能完成心愿，而霍洛维茨和斯特拉文斯基最后都有一次返乡之行。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音乐会有录像传世，场面非常动人，我曾送一份给洪老师。第二篇我要反过来谈俄罗斯演奏家对于异国他乡的想象。吉列尔斯曾经录过一张格里格的钢琴小品集，在西方极为畅销，西方人很讶异，不知道吉列尔斯怎么会留意到这些没人注意的作品。其实，俄罗斯演奏家一直很喜欢格里格的钢琴小品，年轻一代的普列特涅夫（曾得过柴可夫斯基大赛钢琴首奖），后来也录了一张格里格小品集，他亲自写说明，说他因为喜欢格里格，平常就会想象挪威是什么样子，后来终于到了挪威，发现挪威和他从小想象的竟然一模一样。里赫特最晚年，也举办过全部格里格作品的音乐会。一个民族因为一位作曲家而对另一个民族产生深厚的感情，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的第三篇文章想写普罗科菲耶夫。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两大作曲家，我写《CD流浪记》时，还囿于世俗之见，为肖斯塔科维奇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我内心更喜欢普罗科菲耶夫。最近十年，我听了更多里赫特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终于了解普罗科菲耶夫的价值决不下于肖斯塔科维奇，我应该专门为他写一篇，这样才算公正。
      回到台湾以后，我心情一变，一直在回想我跟古典音乐的关系，就写了一篇《一点回忆》。写完这一篇，我又回想起，这十多年来我没有全部忘了古典音乐，主要还是因为里赫特的现场录音不断地问世，我也不断地购买。买了总要听，一面听一面核对里赫特的录音目录，再加上买到里赫特的口述自传，对里赫特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我很想写这些，一天一篇，一口气就写了五篇。谈里赫特时不时提到舒伯特，我又忍不住想谈舒伯特，这样又写了四篇，再加上《一点回忆》，总共新写了十篇，这下子我觉得可以对得起高秀芹女士和洪子诚老师，再出新版总算有点底气了。
       真是要感谢洪老师，没有他的催逼，这本书的重印可能 还要再拖一阵子。同时也要感谢高秀芹女士，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印了两次，很难保证第三次还会卖得好。这一次再出新版是需要冒一点险，而高秀芹女士置此于不顾，让我非常感动。

（写于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日，修订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补记：
       本书所收录文章有旧文也有新作，按照写作时间大致可以分成四组。现在简单说明如下：
        “音乐家素描”专题中的这组文章写得最早，当时是为一本青少年杂志而写，比较通俗，约作于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年代初。“CD文章”这一专题中，从《CD流浪记》到《听古典音乐求取心灵平静》这几篇，以及“CD心情”中的所有文章，是台湾九歌出版社1999年版《CD流浪记》的原始内容。主要作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这三年之内，那也是我这一辈子中心情最差的时候，是古典音乐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另外，“CD文章”中的从《一点回忆》到《肯普夫论舒伯特的奏鸣曲》共十篇新作，是特别为此一新版而写，作于二零一六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每篇都标注明确的写作时间。
       我写的音乐家素描，原有海顿一篇，只是一直找不到原稿，现在终于找到了，同时我还找到以前常常喝醉酒的时候所写的一篇随笔，现在也一起补进来，所以本版共增加了十二篇。因为新增的篇数不少，出版社原想要改个新书名，后来发现原来的书名“CD流浪记”还有一点口碑，就决定不改了，不过希望加个副标题。本来“古典音乐随笔”是最平稳的，但我这本小书并不纯粹是关于古典音乐的随笔，其中还记录了我五十岁前后的一场精神危机，这从新增的《深夜行走在台北街头》和《一点回忆》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决定把副标题定为“从大酒徒到老顽童”，这绝对不是耍噱头，而是合乎实际的。这本书在我的生命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也是我始终眷恋“CD流浪记”这个旧书名的原因。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

搜狐文化对吕正惠的专访

编者按：吕正惠先生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起家，后转进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台湾现代文学，先后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现已从淡江大学荣休。在促进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吕先生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近年来也积极参与大陆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讲学足迹遍布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如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吕正惠先生赏鉴西洋古典音乐的随笔集《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书中对搜集古典音乐CD的畅谈，对音乐作品的品评，对音乐家的画像式的介绍，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古典音乐修养。

11月底，借吕先生到大陆清华大学参加活动之机，搜狐文化对他进行了专访。吕先生结合人生经历，畅谈写作《CD流浪记》一书的缘起，以及聆赏音乐、收藏CD唱片艰辛却愉快的过程，同时也聊到了他所经历的**和所持守的人生路向。

“CD唱片是我所经历的痛苦中年的产物”

搜狐文化：《CD流浪记》多年前在大陆这边已出版过，也很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当时的书名用的是“CD流浪记：欣赏古典拥抱浪漫”。您在序言中也提到，这次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加入了不少新文章的增订版。副书名也是您特别建议的“从大酒徒到老顽童”。请问为何要特别采用这样一个副书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想要传达给读者吗？

吕正惠：在这本之前是有两个大陆版的。

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搜狐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吕正惠：对。广西师大这个版本的现在偶然也买得到，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版本在一些旧书店可能还能买到。“欣赏古典拥抱浪漫”这个副书名不是我拟的，这是台湾版就使用的副书名，是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他们一开始帮我起了这个书名。当时在大陆出版时，出版社也觉得这个题目蛮好的，就沿用了。我尽量配合出版社的提议。北大出版社这次出版，也是因为洪子诚老师、高秀芹女士都是熟识多年的好友。他们问要不要改书名？因为这次出版的也是新加了一些文章的增订版。这本书的主书名“CD流浪记”还不错，就不改了。副书名要不要改呢？我说就改了吧，现在的副书名也比较符合我目前的心境，我现在是“老顽童”。

搜狐文化：大酒徒是指比较爱喝酒？

吕正惠：我写《CD流浪记》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那时的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喝醉，醉倒街头。我也不敢回家，回家被太太骂，于是我就找一家咖啡店，坐到半夜被赶出来。反正就是在街头流浪，流浪到天亮再搭车回家，觉得这段时间真是我的醉酒生涯。

搜狐文化：这个副书名更能够还原当时您对《CD流浪记》写作时期的状态，包括之前的状态是大酒徒，现在是老顽童，有这么一个关联？

吕正惠：对，里面有一篇《深夜行走在台北街头》，讲述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北街头醉酒，硬是不回家，一直熬到天亮才回家。那一天我回去就写了这一篇，我太太很生气。之前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这次收录在了这个增订版中。

搜狐文化：当时的痛苦是基于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处于那种状态？

吕正惠：很孤独。那个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的政治气氛突然变了，“**”的势力越来越大，然后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变成“**派”，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朋友，然后他们一直骂中国，骂中国文化。我当然认为我是中国人，于是常常跟他们吵架，喝酒就吵架。到后来我的学生就很同情我，他说老师你就不要和他们来往了。可是偏偏我又爱交朋友，没有朋友我也活不下去，可跟朋友一见面就吵架，所以我很痛苦，这是纯粹的政治认同，最痛苦的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当然如果泛泛地讲有十年。

我那时候就很痛苦，特别是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台湾“清华大学”跟大陆的清华大学一样，刚开始是把文科打掉的，后来慢慢恢复，先恢复系，再恢复院，我是社会人文学院的创业元老，我在“清华大学”很痛苦，待不下去。教师这个职业是属于台湾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系统的，那时有一个鼓励退休的政策叫“55专案”，如果在这个年岁退休可以多领一点钱。我已经服务满25年，55岁了，所以我就选择退休，退了以后我就离开“清华”到了淡江大学，淡江大学环境好多了，他们不太谈论政治。

离开那个环境以后我的心情就开始转变，至少没有压力。另外到世纪之交我就看出中国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很关心，我每次来都看到一大堆问题，层出不穷，每次都很担心，后来到大概2004年左右，我突然觉得好像重大问题都能解决，我就很高兴，这时心情就开始轻松起来了，就变成“老顽童”了。

“洪子诚老师是我的‘忘年之交’”

搜狐文化：《CD流浪记》这次重新能够出版，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老师的引荐，有这个机缘。您能具体谈一下您和洪老师是怎样认识的，和他交往的大致经过，这个应该是挺有趣的。

吕正惠：这个确实是很有趣的。大陆有一位有名的学者叫贺照田。贺照田很早就认识我了，应该说我能够跟大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一些老师认识都是通过他。他跟我说你有机会一定要见一见洪老师，有一次他说，已帮我约好和洪老师在万圣书园见面。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洪老师是1939年生人，我1948年出生的，他大我9岁，等于是我的老师辈。洪老师讲话非常斯文。我们开始交往很客气，不过洪老师不会讲假话，而我有时候会冲口而出，虽然洪老师是长辈，有时候我会很直率地回答。

洪老师受20世纪80年代风气影响，认为文学要有它的独立性，文学跟政治不能混在一起，我是反对这种观念的人。以后我们熟了，我就说洪老师，政治利用文学达成某种目的，这个我也不赞成，可是你说文学没有政治性，这我反对，任何文学都有政治性，有它的阶级性、政治性，也有它的文学性，你要说这是文学，这不是政治，没有这种文学作品。当然我们都是很熟了以后，才谈得比较直率。我的一个学生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任教，他请洪老师去客座半年，然后我常常去找他，后来洪老师的太太幺老师也到台湾去了，幺老师想看病，我的学生都会陪他们去看病，我的学生对洪老师、幺老师都很好。我的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洪老师，我们真正熟识也是因为透过我的学生，所以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我帮他出了一本书——《我的阅读史》，是在台湾的人间出版社出的。洪老师要我写一篇序，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个文章怎么写，我写完了战战兢兢传给洪老师，后来见面他说你也就只能这样写，意思就是表示他满意。我坦白讲，我们两人的文学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呢？因为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虽然他喜欢的作品跟我喜欢的作品不一样，基本上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文本阅读都很认真。我们两人都很坦诚，而且他喜欢的作品他会讲为什么他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有几篇文章我很喜欢，比如讲契诃夫，讲日瓦戈医生，都写得非常好，我就知道洪老师读文学作品是读得很仔细的，这一点我是很尊敬他的。

我对大陆的现当代作品不是很熟，因为这些在我们小时候都是**，鲁迅、郭沫若都是**，不能读，到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才能读，那时我已经快40岁了，不可能读很多。可是我希望台湾的研究生能够读一点大陆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指导的研究生常常研究大陆的现代文学，可是我常常没有能力指导。他们选择题目时来问我，我说你要不要跟洪老师谈一谈，要不要跟贺老师谈一谈。洪老师和贺老师到台湾去教书，都有一个额外的负担，就是帮我指导研究生。贺老师跟洪老师都帮过我很大的忙，而且他们都极认真。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很多人看他为我的新书作序觉得很意外，洪老师跟吕老师到底什么关系啊。我们十几年来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在大陆有两三个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忘年之交”，洪老师是其中之一。

“古典音乐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搜狐文化：您的大部分读者可能对您的了解还是学术研究专业上的一些建树和成就，通过这本书大家（特别是一些新读者，包括“00后”的新读者）才知道您在古典音乐方面会有那么广泛的爱好和那么深入的钻研，您是如何喜欢上古典音乐的呢？

吕正惠：其实我在大陆的读者应该是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先读《CD流浪记》的，我第一批《CD流浪记》的读者很喜欢这本书，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不知道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也不知道我对政论那么有兴趣；我的第二批读者是后来慢慢产生的，就是看我的古代诗歌研究的，但是我原先有一些文章是零散地发表出来的；第三批读者是看我的政论，我的政论文章蛮多的。可是有些人说，写《CD流浪记》的吕老师原来他的专业是研究古代诗歌啊；也有人说，政论写得这么好的人，竟然对西洋音乐这么热衷。所以，现在知道我有三个专长的人还不是很多。

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做剧烈运动。他父母很有教养，从小教他弹钢琴，听古典音乐。我们两个都很文静，不喜欢打闹，也不喜欢运动。有一年他跟我讲：“吕正惠，像你这种个性应该培养一种兴趣，你不能老是读书，你应该听听古典音乐。”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古典音乐，他带给我一张唱片，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听的，听的时候听进去了，但也不是很认真，时断时续。一直到我进入到最痛苦的中年时期，很痛苦很孤独，待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每天抽烟、喝咖啡、喝酒，听古典音乐。

搜狐文化：听音乐这个爱好还比较健康。

吕正惠：对，起码有个寄托。那个时候我就没日没夜地听。因为我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我一上完课回家，因为心情很沉重，回家了就觉得很累，开着音乐躺下就睡着了，醒了以后便认真听，所以我常常听到三更半夜。第二天如果没课我就整夜听，我一天可以听十几个小时。几乎我家的音响——除非我去上课——就没有关过，就是这种状态。古典音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那十年。

搜狐文化：能否向读者透露一下，您目前收藏的CD唱片的具体数量？

吕正惠：已经有4万片了。

搜狐文化：很多人的爱好如果太过头了，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家庭的纷争，看来您太太还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吕正惠：应该说很贤惠了，我醉倒街头的时候，她骑着摩托车到市区找我，找了一整夜没有找到，那时候她真的很可怜，后来我熬出头了，终于度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时间。我有个长处，我在外面有什么委屈都会跟她讲，她了解我的痛苦。有些男人是不跟太太讲话的，自己的内心痛苦都不讲，我什么都跟她讲，所以她知道我的痛苦。

“舒伯特、里赫特都是流浪世间的‘漂泊的灵魂’，我想我也是”

搜狐文化：吕老师，您在书中提到很多的音乐家，好像您特别偏爱里赫特，书里面好几篇文章专门是写他的，为什么对他如此偏爱？

吕正惠：总得找一个人崇拜一下（笑）。因为我喜欢舒伯特，我觉得里赫特弹的舒伯特最好，你看我增补的那十篇新文章，五篇谈里赫特，五篇谈舒伯特，我现在不太听音乐了，只专注于听里赫特的舒伯特。

搜狐文化：能从资深乐迷的角度具体地谈谈吗？

吕正惠：舒伯特很孤独、很谦卑，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朋友也都很喜欢他，但他内心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孤独感。我常常三更半夜，因为不能听管弦乐，那个太吵了，只能听钢琴。他的钢琴独奏我听了很多，此外巴赫、海顿的钢琴曲我都听，还有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肖邦，反正有名的钢琴曲我都听，听到后来就特别喜欢舒伯特，舒伯特属于那种倾诉型的。你发现他好像一个倾诉者，听了特别感动。我听各种舒伯特作品的演奏版本。

搜狐文化：各种人的演奏？

吕正惠：对，比如说最早是听肯普夫的、阿劳的、布伦德尔的，还有一些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我听了各种版本。我最开始喜欢肯普夫，肯普夫的舒伯特也很有名。后来很多乐评里都提到里赫特演奏的舒伯特作品很特殊，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找来听。肯普夫的舒伯特听得很熟以后，开始听里赫特的会很不适应，后来慢慢听就完全习惯了，反而连肯普夫都听不下去了。譬如说舒伯特D960（《降B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各种版本的演奏基本上都是十几分钟，里赫特的是二十几分钟，是人家的两倍，弹得很慢，他有好几首弹得非常慢，刚开始我就不知道怎么弹成这个样子。有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我在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叫《谜》，他就像个谜一样。这个纪录片我看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他演奏舒伯特的另外一首曲子，好像是D894（《G大调钢琴奏鸣曲》），我听了非常感动，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弹，那时候我真的懂得了里赫特，以后我就反复地听他弹的版本。如果说里赫特与舒伯特有共同点，就是都是“漂泊的灵魂”。舒伯特有一首很有名的曲子叫《流浪者幻想曲》，他就是个流浪者，里赫特也是流浪者。

搜狐文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在后期比较喜欢听里赫特的演奏，更多地也是和您的个人心境有很大的关联？

吕正惠：对。反过来讲，我也喜欢听海顿，他很单纯、开朗，我也需要开朗单纯，我也不能每天愁眉苦脸，舒伯特和海顿是两面的，里赫特也很喜欢海顿的。很多人认为海顿太简单了，可是里赫特就说海顿非常好，大钢琴家里弹了那么多海顿作品的只有他了。

搜狐文化：如果您欣赏的作曲家和演奏家非得有个排名的话，您会怎么排名呢？

吕正惠：作曲家有客观的排名，一定要把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排在最前面，前三名一定是他们，你不能随意变动，至于他们三个谁第一、第二、第三，另当别论，可是你要说还有谁比他们三个更伟大，那便是胡说八道，这个是有客观性在的。

搜狐文化：演奏家呢？

吕正惠：在我这里，钢琴家当然里赫特第一，小提琴家是欧伊斯特拉赫，这是我的排名，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譬如说和里赫特齐名，比里赫特还有名的钢琴家还有霍洛维茨，但是我一直比较偏爱里赫特。可能技巧比欧伊斯特拉赫更好的是海菲兹，我承认他的技术胜过欧伊斯特拉赫，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听欧伊斯特拉赫比较感动。里赫特和欧伊斯特拉赫后来合作过，美国有很多人想要促成霍洛维兹和海菲兹合作，但是都没成，因为他们的个性都很强。

搜狐文化：不是说强强联手就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直道而行”，“随遇而安”，“尽力而为”

搜狐文化：《CD流浪记》这本书中收录了两篇文章《四十岁的心情》《五十岁能做什么？》，很真实坦诚地向我们展示了您在人生的一些特殊节点上的所思所想。听说您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今年是70岁，在这个节点上，您有什么新的人生感悟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吕正惠：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本《CD流浪记》赶在10月之前出版，也是我自己想将这本书作为我70岁的祝寿之作。

我在最痛苦的时候读了很多苏东坡的东西，从那边得到我对人生的领悟。首先你要“直道而行”，你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你要有个“道”，而且你要“直道”，绝对不妥协。“直道而行”你会碰到挫折，人生一定会碰到挫折，你坚持原则的话，可能挫折更大，有了挫折以后你就不如意，要“随遇而安”。“直道而行”，“随遇而安”。

搜狐文化：既有原则，可是又没有太多的执念，在利益纷争场上就会比较平和，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吕正惠：苏东坡每被贬职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的长处，这就是随遇而安。他在海南岛的时候，穷到好几天没吃肉，他写了一首诗，诗中说，东邻的黎族同胞今天祭拜，我要到他家去，他说不定会请我吃肉（“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写得很可爱。不管在什么困难的环境下，他都要把日子过得舒坦一点，这就是随遇而安，这其实是挺难做到的。

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说我这一辈子都没做事？还是可以做的，这就是尽力而为。比如我作为老师，我的职业就是教书，起码把书教好。东坡贬谪到惠州时，当地一位道士跟他讲，惠州是两江交流处，原来的浮桥老旧危险，我对老百姓有影响，你对士大夫有号召力，我们两人合作，可以重修这一座桥。果然不久桥就修好了。只要有机会，东坡就会想办法做事，这就是尽力而为。

搜狐文化：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比如说在古典音乐方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品？

吕正惠：我目前不敢有那个计划，可能还是会希望能一篇一篇地写，我现在没有出书计划，可是有一些文章我想写，还是有写作的**

搜狐文化：专业方面的著述呢？

吕正惠：我的专业是古典诗，我还想写大概一本到两本。其实我的企图心不是很强，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晚上写一篇都行，就是要看心情。并没有强行要做什么事。不过关于古代诗歌，我确实还想再写一本。

搜狐文化：您是否可以向读者们推荐一些您比较喜欢的作品？

吕正惠：孔子的《论语》。如果是喜欢诗词的，我推荐《唐诗三百首》，这是很好的选本，其中至少有半数作品我现在还是很喜欢，有些是不合**潮流的，但至少有半数以上是很不错的选择。托尔斯泰，随便哪一本，只要是他的小说，都写得非常好。再推荐一本的话，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澎湃新闻对吕正惠的采访

你买过那么多书，每本都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衣服，每件都穿过吗？今天，囤物癖“患者”常常要面对周围友人的此番拷问。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这里，这个问题变成了：你买了那么多CD，每张都听了吗？

吕正惠家中收藏CD之多，常常让前来拜访的朋友惊讶万分，细细点算，足有四万张之多。如果有人质疑他这么多CD听了多少，他会硬气回怼：当然不会每张都听，但是，只要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空间允许，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高兴就好！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严肃，有时候享受的仅仅只是购买和收集的过程。

话虽如此，这些CD里，他认真听过的却是多数，他还边听边记，写下自己对各支乐曲的品评心得。近期，他的西洋古典音乐鉴赏随笔集《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出版。古典音乐和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作为一位对左翼文学有所偏爱的学者，有着欣赏古典音乐如此布尔乔亚的爱好，是否冲突？今天台湾的左翼文学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在随笔集出版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这位“大酒徒”、“老顽童”，和他聊聊音乐与文学。

澎湃新闻：

您这本书里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谈得非常深入，您觉得欣赏古典音乐是否先要有知识储备？

吕正惠：

知识储备和音乐欣赏，其实相辅相成。比如大家听贝多芬，通常会对他的生平稍有了解；再进一步，会知道哪支曲子重要，哪支不重要，这都是伴随听的过程产生的。如果你对某位作曲家有兴趣，就会去看他的传记，我很喜欢舒伯特，看过大量关于他的传记。我太太觉得很奇怪，说我听音乐像在做学问，因为我在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听音乐，关注他写某支曲子的时候是几岁，为什么写，甚至还会抄他们的作品目录。

如果说乐理知识的话，这是我最大的困难。我曾经对音乐课上唱音阶和乐理毫无兴趣，后来喜欢和欣赏古典音乐，觉得自己总要懂一点乐理，就回去读乐理，但只要读到某个程度即可，那些知识已经足够用于欣赏了。所以，我去听交响乐，但我看不懂交响乐的总谱，所以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专家，完全靠一支曲子反复听，得到启发和感悟。如果有人批评我谈音乐的内容不对，我绝不反驳。

澎湃新闻：

怎么用读文学的方法听音乐？

吕正惠：

我也会写一些文学评论，在分析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时，会重视它的结构、主题发展、语言特质等等，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听音乐。如果这么来看，交响曲的结构其实很明确，早期的海顿、莫扎特等人都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写，第一章是说明主题，第二章是慢板的舞曲，第三、四章是快板。难的是到贝多芬后，这种组织结构变得很复杂，要想办法听懂，就得认真去听，做各个乐章对比。譬如说柴可夫斯基的《悲伤交响曲》是很奇特的交响曲，因为以往的交响曲在结尾都是乐观或者胜利的情绪，再不济也是惨胜，在他这里结尾是彻底的绝望悲观，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过曲子，通过对比，会发现他这么写很特别。

作曲家都是透过乐曲表达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作家也如此。如果说文学和音乐有什么关联，应该只是艺术媒介不同，表现的美感不同，这样的道理放在绘画上，也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其实艺术是经营出来的。比如交响乐，从第一乐章到第四乐章，就是一个慢慢累积，最后爆发的过程，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从铺垫到高潮，缓缓推进。我发现艺术家们都很有耐心，他们经营小说或者交响曲，一定要有耐心。像我自己写论文，写到后面经常着急结束，所以我的文章结尾经常不好。如果要写得更好，常常得过一阵，拿出来重新修改，这个过程就需要耐心。

澎湃新闻：

您之前在不少地方表示过自己对左翼文学的喜爱，但是欣赏古典音乐却是一件看似非常布尔乔亚的爱好，这二者之间有冲突吗？

吕正惠：

很多人用这一点挑战我。其实应该说我对左翼文学有一点偏爱，偏爱的原因是我从小很穷，父亲是农民工，他早先种田，后来到城市当民工，所以我是工农出身。依我的生活经验，就会对写底层阶级的作品比较有兴趣。现代文学里，有很大一批作品是知识分子在写自己，写内心世界，写自我灵魂，我最讨厌这样的作品，这有什么好写？在我的生活经验看来，没饭吃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看到这些作品，不能说它们写得不好，但读来实在像是有钱人写的东西。只有自己过得无忧无虑，才能写出那种贵族沙龙的生活。像托尔斯泰跟巴尔扎克我很喜欢，但他们也不能叫左翼。人的艺术品位难免会有偏向，就我来说，更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而非那些想象的作品。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我也认真读过，只喜欢其中的《变形记》，剩下大半都不喜欢。

回到音乐上，古典音乐是高阶的，至少是中产或以上才能听得懂，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才听得懂。十八世纪时，莫扎特和海顿都是贵族家中宴会时常听的，边吃饭边听。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很实用主义的音乐，不是纯艺术。比如说舞曲，在西方音乐里，舞曲很重要，华尔兹、波兰舞曲等等，有各式各样的舞曲，原来都是从民间出来的，后来高雅化，成为贵族喜欢的，也被放到交响曲四个章节之中，成为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这样的舞曲和现实主义文学是共通的。

澎湃新闻：

现实主义文学今天在台湾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吕正惠：

台湾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现实性的作品，**戒严**，文学不可能有任何现实色彩，凡是有现实色彩的，他的创作动机都会被**怀疑。所以，台湾文学尽是风花雪月，要么谈家庭，要么谈一些虚无缥缈的爱情，总而言之，都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我特别讨厌这种文学。

举例来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搬到城市去，曾经有过比较困苦的生活，但是台湾小说家没有一个写这样的故事，没有一个写农民工，这很奇怪，像大陆的农民工小说有不少，王安忆就有写过。还有像台湾之前有花钱买外籍新娘的新闻，这都是好的小说题材，也都是生活里重要的问题，但是台湾没有作家写这些。从个例上升到社会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重视金钱，把整个生活伦理颠破，我们面对这样的消费主义社会，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这些想法，也没有作家在写。

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曾经说，小说要让我们在这似乎没有希望的社会里看到希望，而不是让我们悲观。所以，有很多人说，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好，因为他把人生的绝望写得太好了，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卡夫卡这样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如果文学不能带给人希望，我为什么要读文学，让人绝望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澎湃新闻：

但像琼瑶的作品也给人带来“希望”，琼瑶可能带来了对美好爱情的希望？

吕正惠：

我不反对琼瑶，我以前读过很多琼瑶作品，但它终归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跟严肃小说的区别在哪？就是流行小说写的都是读者想要的，对一个男读者来说，在流行小说里，他想娶几个妻子都可以，但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一个女生都追不到。

我不反对人们读这些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因为我们感觉混不下去了，要消磨时间，就来读它们。流行小说满足了我们的低级欲望，每一个人都假想自己是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它当然可以流行。世界上永远会有流行小说，不可能被消灭，只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好的文学作品来看，那么仅仅满足你低级欲望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好作品应该让你在阅读中感到痛苦，痛苦之后还能充满希望，而不是彻底沉沦。

澎湃新闻：

这个标准听起来挺苛刻，如果这么要求的话，您觉得20世纪到今天，华语作家里，谁的作品能达到这个境界？

吕正惠：

鲁迅，公认的。

澎湃新闻：

那其他人呢？排个名打分的话，您怎么打分？

吕正惠：

除鲁迅之外，再没有了，第一流作家是鲁迅，其他人和他相比，就差很多。如果鲁迅是100分，那么第二名应该是老舍，以前会给他打80分，但是知道他在抗战和“文革”前后一些行为以后，现在这个分数可能要稍微低一点。我想顺便谈谈当代小说家中我比较偏爱的汪曾祺。汪曾祺在整体表现出的胸怀上，比老舍略逊一筹。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正视苦难，汪曾祺是完全了解苦难的，但他不直接写，都是用糖衣把它包住。我曾经这么公开跟汪曾祺说过，我认为他的小说是感人的，读完也让人稍感安慰，可是人生并不是这个样子。汪曾祺当时说，你这样讲并不是在骂我，你是在称赞我。

澎湃新闻：

今天的台湾学生读鲁迅吗？可以简短地介绍您的文学阅读历程吗？

吕正惠：

台湾学生现在把鲁迅地位看得很高，不读鲁迅是丢脸的。他们读，都是把鲁迅定位为反叛者的角度来读。我小时候读不到，直到1990年代，鲁迅才进入台湾高中生的课本，当时收了一篇他的散文《风筝》。我给学生教课的时候，也会教一篇很简单的鲁迅作品《一件小事》，学生们读完都很感动，觉得写得很好。今天的话，除了鲁迅，台湾学生最了解的应该是沈从文、张爱玲，这三个人的作品大家读得多。

在我小时候，台湾戒严时期，只能读到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连郁达夫都不太能读，因为郁达夫和鲁迅关系很好，还曾经是“左联”成员，****很不喜欢他。要说文学成就的话，这些人里，朱自清是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文学成就不大，他的学术成就远超文学。他早期的抒情散文只有几篇值得读，写给去世太太的《给亡妇》，写父亲的《背影》都还可以，但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荷塘月色》就有一点矫揉造作。相对来讲，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的杂文就好多了。大陆某一个著名的现代文学专家意见和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