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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 第四交响曲---克莱伯挥棒维也纳爱乐的伟大演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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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维也纳音色”——维也纳爱乐乐团

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是全球最著名的顶尖乐团之一,在国际乐坛享有不朽盛誉。乐团极高的演奏水准和绝妙的“维也纳音色”使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为之倾倒,乐团高贵的艺术气质和自主管理经营的体制更是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乐团吸引了一代代的杰出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与之共创辉煌。他们与维也纳这座城市一样成为音乐的代名词。

维也纳爱乐乐团拥有160多年的辉煌历史,是西方古典音乐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同时也是音乐历史的缔造者。尽管维也纳是一个几乎代表了欧洲近代音乐发展史的城市,但直到19世纪初期,维也纳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交响乐团,职业乐手都属于各个剧院的管弦乐团。1824524,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管弦乐团和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乐团联合首演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后,从1830年开始担任宫廷歌剧院指挥的巴伐利亚作曲家、指挥家弗朗茨-莱赫纳再次召集起剧院乐团的乐手于1833年演出了四场音乐会。这被看作是维也纳职业乐团的雏形。

1842328,时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的奥托-尼柯莱率领剧院乐团乐手以“爱乐协会”的名义在维也纳舞会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这支乐团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开始,因为它具备了乐团一直所坚持的“爱乐设想”的一些基本条件:只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当时是宫廷歌剧院)乐团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乐团在艺术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独立,所有决议都要通过全体成员参与的民主程序产生,日常管理由民主产生的委员会执行。

由于奥托·尼柯莱的离去以及1848年战争的影响,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时断时续,直到1860年名为“爱乐音乐会”的系列演出开始进行。1870-1871年音乐季的开始,乐团进入刚刚建成的维也纳最重要的音乐会演出场所——音乐协会大厅演出。这座被人们称作“金色大厅”的宏伟建筑从建筑设计到声学设计都非常适合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特点。同时,从那个阶段开始,乐团的每个音乐季由一位指挥执棒转变为有多位指挥共同参与。众多指挥大师的共同加入使得乐团在“金色大厅”开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1875年开始,指挥家李希特比较长时间地率领乐团演出,他们先后首演了勃拉姆斯的第二、第三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瓦格纳、威尔第、布鲁克纳、勃拉姆斯、李斯特等人也都曾以指挥或独奏家的身份与乐团合作,乐团由此真正开始成为世界乐坛所瞩目的名团。乐团所进行的首次出国演出是1900年在马勒指挥下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后就开始了征服欧洲乐坛的旅程。1922年,乐团在魏因加特纳率领下跨洋巡演,最远到了南美洲。与理查·施特劳斯的紧密合作使乐团在音乐史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与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这样的指挥大师合作也是乐团发展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二战结束之后,维也纳爱乐乐团继续坚持1933年以来的不设固定的常任指挥而广泛地与指挥家合作的方式,迎来了卡尔·伯姆和赫伯特·冯·卡拉扬两位指挥大师,也迎来了乐团的又一个艺术高峰期。当然,与乐团合作的还有众多杰出的指挥家,如伯恩斯坦、马泽尔、克莱伯、穆蒂、梅塔、阿巴多、小泽征尔等。乐团每年固定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演出,这使得乐团在欧洲和全世界都具有极高的艺术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每年繁忙的演出安排、录制的大量精彩的唱片等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范围的巡回演出,使乐团与所有的音乐爱好者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另外,乐团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同时,还积极适应现代社会和多媒体发展的需求而广泛开拓自己的音乐业务领域。经过160多年的发展,维也纳爱乐乐团已经不仅是音乐与艺术的使者,他们还是全世界和平与友谊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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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勃拉姆斯音乐难以愉悦的旧观点,卡洛斯·克莱伯新录制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是对其的一种驳斥。整体上节奏明快且注重内容刻画,然而这诠释之让我们敬佩是在于敏感的旋律线条是那么温暖而有力量,生机勃勃的终曲也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作曲家标记为热情而精力充沛的快板,但艺术家们的演绎始终体现一种崇高而坚强的性格。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弦乐声部完全浸浴在阳光下,而木管声部在清晰的数码录音中竟表现得非凡的圆润和柔和。

《时报》(伦敦)(1981)




勃拉姆斯构思这部作品是在50岁,卡洛斯·克莱伯也在同样的年龄证明了他不愧为令人怀念的埃里希·克莱伯的儿子。他的演出洋溢着温暖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强烈的表现力,然而通篇的诠释都是严肃而具有权威的。管弦乐队的音色听起来完全适合勃拉姆斯,录音清晰生动、开阔且能引起共鸣。

《星期日时报》(伦敦)(1981)




卡洛斯·克莱伯的任何录音都是大作,他的指挥气度不凡。这位伟大指挥家塑造出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希望获得的细节。

《新版企鹅唱片指南》(1982)




毫无疑问,克莱伯的这版录音是目前出版的最好的CD版本。

《留声机》(1985)




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勃拉姆斯的作品

英国著名的音乐分析家唐纳德·托维爵士写到:“任何一个聆听过伟大音乐作品的人都不难从第四交响曲长而安静的开始乐句中听出这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性作品。”很少有交响曲一开始就如此勇敢、坚决地踏上悲剧的旅程,也很少有交响曲能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在小调上完成与命运猛烈抗争的描画。

我们一说到悲剧,就会联想到希腊悲剧,艾思奇利斯戏剧里令人恐惧的故事,想到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勃拉姆斯的E小调交响曲是一个抽象的音乐作品,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然而绝对与古代的悲剧风格相一致。美国伟大的哲学家苏珊·朗格在她的《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写道:悲剧命运是人带来的,也是世界要求他做的,这是他的宿命。他带来的是他的潜能:精神的、道德的甚至肉体的力量去制造和承受苦难。悲剧行为就是将他所有这些展现在戏剧过程中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他的人类本性就是他的宿命。命运就像运气一样,不是反复无常而是预先确定的,外在事物只是为其实现提供了诱因。

简言之,勃拉姆斯的E小调交响曲就是这样,而并非勃拉姆斯的刻意。精明的人是不会让自己处于众矢之的。1884年,当勃拉姆斯在奥地利的夏日度假胜地穆尔祖什拉克创作此曲时,他向汉斯·冯·彪罗描述这首交响曲:“到处充满了幕间曲音乐的就是通常被称为的交响曲。” 勃拉姆斯在完成创作之后的第二年,又告诫人们(被证实有充足的理由)说:也许有人会认为作品过于苛刻:“它体验了这一带的气候,这儿的樱桃几乎没有甜的,你是不会吃的。”

冯·彪罗在这首交响曲的创作成因中是一个有趣的角色。5年前,勃拉姆斯曾经责备他忽视了巴赫的教堂康塔塔。为了证明巴赫的这些作品中存在的技巧,勃拉姆斯弹奏了康塔塔(150)中的恰空舞曲,显然冯·彪罗并不为之所动,告诉他音乐过于理性,无论如何,这种理念强大得不可能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勃拉姆斯同意这个观点。一天,勃拉姆斯提出恰空舞曲可以构成一些大型交响乐章的基础,当冯·彪罗看到完成的交响曲时大吃一惊,得以构成伟大的终曲乐章的基础主题和巴赫的恰空舞曲完全一样,他认为这部作品是“巨人般的”、“全新的原创”、“从头至尾每一个音符都渗透出无比的能量”。

“全新的原创”这样的措词对于一部根植于过去的作品来说多少有点古怪,它不仅有巴赫的音乐,还有色彩简朴的中世纪教会调式(音阶)、弗里吉亚调式的慢板乐章,活泼欢快的C大调谐谑曲是使用古老的伊奥尼亚调式。但这部交响曲又是高度创新的,谐谑曲乐章担任着通常终曲乐章的角色,从而使乐曲真正的终曲乐章可以自由地演绎其悲剧命运。

当勃拉姆斯指挥麦宁根管弦乐团首演这部交响曲时,冯·彪罗显然已经严肃认真地审视过这部作品了,而勃拉姆斯则忍不住再次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在指挥了几场麦宁根乐团的巡回演出之后,他写信给小提琴家约阿西姆说:“在那几场音乐会上,我没能进行足够的加速和减速。”

富特文格勒也许会同意这句话(他演出的交响曲是令人难忘的),但归根结底,第四交响曲的成功演出,不仅需要有表现情感的力量和丰富而拓展的音响,还需要把稳定、清晰的织体和线条与乐句一往无前的冲击力结合到一起。托斯卡尼尼在他那个时代证明了这一点;这部交响曲有很多好的诠释者,但是托斯卡尼尼的演出是最贴近作品本身的。

克莱姆佩雷尔、鲍尔特和卡拉扬的录音已经在立体声时代树立了优秀范本,卡洛斯·克莱伯1980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录音也是这样。但是克莱伯的版本是特别的,辉煌而明晰的乐队演奏,激情、高贵、简朴,对勃拉姆斯的悲剧演绎的惊心动魄。

理查德·奥斯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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