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论的作用
有人把改革以来的时代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因为整个国家终于把发展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发财致富的权利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物质享受成为个人正当的乐趣。在中国历史上,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我想在此无须强调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而且应该说,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增加了政府的财富,财富没有用来穷兵黩武,全民族都从中受益。经济决定论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每个人都在勤奋的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为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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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明白完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知道,从我们的帝国解体以后,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从公共领域的退隐,如何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但那依然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凝集了整个国家,国家的运行似乎须臾也离不开这个宰制我们的幽灵。因此,当世俗化的改革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预言这个国家将陷入分裂,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立国基础。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决定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分别,即便同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二者的方式、属性也完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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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同时,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出现了。与其相对立的是独立的、庞大的、沉默的、分散的个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改革的稳定形态(关于这个利维坦,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它将是我的另一篇文章的主题),经济决定论是这个利维坦中关键的一环。经济决定论虽然不具备任何强制性,但每个人都自觉地遵从它的指引。国家和个人虽然不再彼此关怀、照顾,形同路人,但他们的心却息息相通,他们有着同样的情怀和喜好。因此,他们的沟通是实在的,哪怕是相互斗争、撕咬,他们都很清楚对方是谁,想要怎么样。因此,他们还是愿意生活在一起,哪怕每天都要吵架。就如同一对相互熟悉,但却已经没有爱情了的夫妻,感情虽然好不到哪儿去,但婚姻却有可能是长久的。经济决定论也顺利地完成了党内的整合和党的转变,在改革初期,开拓精神和改革精神,曾经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改革派在民众和传媒中的主要形象。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曾经为改革论证了合法性。而这两者其实都只是经济决定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的替代品,也正是通过他们,经济决定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成了其对党的清洗和改造。现在党已经不再需要改革精神和真理标准,这些名词在今天听来都带有过分浓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意味:似乎党还在朝着什么既定的方向努力,还在确定善恶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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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经济决定论驯服的革命党变得温和、理性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决定论本身的特性使然。为了发展,党必须抑制自己的偏好,改变自己与人斗争的习性。它甚至开始懂得尊重规则。与之相对应,民众也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他们不再对皇帝、政党,以及其他什么名目的统治者感到敬畏、恐惧,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些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做主,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人的干涉、指责都变得分外敏感,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还是温顺的,这点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而且也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对于公共领域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但是他们信任专家,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知,虽然他们对政府很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他们并不相信专家和政府会为自己谋福利,但是他们相信专家和政府比自己更有本事,更能让经济发展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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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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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还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想想看,现在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共同话语不就是发展吗?虽然世界还有些疑虑,不敢肯定中国是不是真得想它所声称的那样只是要让日子好过一点。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内政决定外交,经济决定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重回革命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和平也就成为它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诉求。因此,随着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与中国更频繁地来往,这种担心必然会越来越微弱。就发展经济来说,国际世界发现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中国有着高度共识,可以交流沟通合作。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事务以外的分歧,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谋求相互理解,找出临时的解决办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长久以来,由于共产党这个名号,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但这个骄傲的政党的确做到了在国际社会的长期误解面前,坚韧地放下身段,解释、交流、沟通,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组织,甚至不惜放弃一切有所作为的机会,终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这的确很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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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的实质
经济发展能够成为主宰一个向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思想和心灵,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在古代世界里,历代圣君贤相致力于太平盛世的追求,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技艺,但他们从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的重要性的凸现根源于西方国家的挑战,1860年代以后,经济以富强的名目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但直到1980年代之前,经济仅仅只有在当中国与世界万国相抗衡的语境里才有意义,单独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当性,顶多是使我们原有的政治技艺更加丰富而已。也就是说,它一直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之外徘徊。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发展经济、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的权利,有其自然的正当性。这种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未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向往过上更舒适的日子,只是人们认为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令人满足。在中国人追求的未来国家中,发达、活跃的经济生活,丰富的物质享受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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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决定论也还未充分显形,更不用说占据统治地位了。道德理想国虽然已经崩溃,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联系却得到了加强,统治阶层在文革中短暂的民间生活,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呼应民众的需要。统治阶层还在努力领导着国家,要把整个民族带入一个新国家,改革就是改进自己的统治。引领着80年代的是希望,是河的对岸,经济只是我们过河的手段。然而1989年的事变使人民和政府都开始退缩。从此,统治阶层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胡赵那样的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在党内或者官僚队伍中出现,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土壤,在现在的党看来,他们不仅是异端而且是另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不兼容于新的意识形态。或许统治者意识到在那个遥远的彼岸不会有自己的位置,或者统治者感到任务太过艰巨,不管因为什么,总之,他们开始退出人民生活,官员们开始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这样做得到了认可和鼓励。改革仅仅只成为利益分配,至少官员们是这样理解和执行的。人民选择了冷漠,而不是反抗。他们默默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和国家的血脉已经斩断,国家只是“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努力过了,剩下的时间应该为自己打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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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倒下了,只剩下我们在冰冷的河水中无所适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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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残酷的政治生活使人们厌烦,乃至幻灭。他们迫不及待地回到个人世界。事实上,只要能获得安定,人们甘愿忍受任何摆布。在这种生活中,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于是陶醉于其中。他们甚至体会到了某种轻松,并把这种轻松当作自由。经济决定论安抚了受到挫伤的人民,开始的时候它只是生活的充填物,日子久了,人们开始相信水中的生活才是正当的、正常的。在活跃的经济中,人们是如此沉迷,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80年代的人和事,更不用说再早的祖先的历史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决定论登场并成为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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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济决定论的出场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因为这种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背后并没有真的站立着一个强大的中等阶级。它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也不是经济权利或者政治权利转移的结果。历史地来看,它只是人民和政府暂时联盟的结果。其根源是失望、冷漠或者苟且,而不是自满的、得意洋洋的市民精神。因此,整个法律体系和风俗并不支持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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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命运似乎有些类似1895年后出现的社会进化论。在帝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危机的时候,社会进化论应运而生,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真实的认识世界的观念,但它的偏狭最终使它无法成就一个新的国家。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它所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造反的奴隶的意识,通过它,我们可以确认自己的屈从的地位,并从这里出发开始反抗,方抗的方式当然只有模仿主人。社会进化论是一个工具或者桥梁,通过它中国人与世界消除了沟通的障碍,产生了互动。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身边缘,但我们毕竟终于与世界发生了关系,有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忍受孤独。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点,我们才拥有了建立新国家的虽然卑微,但在当时人看来真实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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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经济决定论是决定论,它与经济至上论不同。这意味着它不是仅仅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事务,或者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务,而是说经济决定着其他一切,经济可以取代其他一切。它与马克思的学说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性,马克思要消灭的东西正是它要确立的;它接受了马克思的方法,但杀死了它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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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决定论,所以必然是排他的。和其他任何决定论一样,经济决定论认为自己抓住了根本性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决定着所有其他问题的样貌和解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它拒绝承认有与经济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拒绝承认有发展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它也认为所有的人在这一点都是一样的,这是正常的、自然的、本真的人性。如果有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那一定是受到了错误观念的诱引和欺骗,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一定有着某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总之,某些东西使他偏离了正常的、清明的人性,而且这些错误观念是可以用理性来驱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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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决定论往往还具有一种表面上的多元主义倾向,它似乎乐于承认人的各种不同看法都具有合理性,只要这种看法是出自利益分歧的。因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它也能理解别人的利益要求。即便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也首先倾向于协商以求得互利。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看来,没有绝对冲突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都会通过某种安排得到满足。如果这种不同看法是没有利益诉求的,那它顶多具有审美的意义。因此,它所尊重的是不同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主体;它要消灭的不是分歧,它所要求的也并非一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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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哲学,经济决定论意味着这样的一种主张: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其本质而言是经济竞争,而自由竞争的法则将保证经济上的成功者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与民族主义成功结盟之前,它实际上奉行着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繁荣是所有国家的愿望,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将保障合作者共同走向繁荣。而那些不信奉这种哲学的国家,迟早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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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国际冲突背后的根本因素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它对于那些政治的、权力的冲突视而不见、无法理解,与那些坚持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民族情感的国际力量很难对话、沟通。它逐渐谙熟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对于国家的政治关系的构建却束手无策,对于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加毫无意识。除了经济利益,它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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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和平是经济决定论的外交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如果不说是最高要求的话。这种观念认为和平是国际关系的自然的、正常的状态,所有破坏和平的力量都只是非正常的、偶然的、短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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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发财致富也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统治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牢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他不能从每次危机中感觉到更普遍的问题,每个人受到的侵犯都被理解为是个别的,每次侵犯都是例外的。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都是不可相信的,如果这个陌生人不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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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原子化的分散,虽然人民中不乏卓越之士,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也有着过人的才能、坚毅的性格,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是无力的。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而联合起来却又毫无可能。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每个年轻人崇拜自己,甚至让世界尊重自己。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己的生活里,谁还有功夫抬头看看公共生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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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排他的手段并不是强制的,暴力的,而是一种更加聪敏和有效的办法。在经济决定论的统治下,任何其他的主张都必须换算为经济利益才是真实的、深刻的,才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因为有着广泛的、自发信仰的基础,经济决定论者可以非常顺利的实现这一点。在经济决定论眼中,任何严肃的政治冲突,都具有喜剧的一面,都具有强烈的表演的成分,在其背后都必然有着利益动机。而且,如同它改造民众的生活一样,它也会改造和构建我们时代的政治行为,所有的政治参与者要么主动地将政治表演化,要么被动地成为政治笑料。所有试图超越经济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除非具有娱乐或者表演的效果,否则都是虚伪的。他们用嘲笑就可以轻易地化解任何挑战,就连严肃本身都变得非常可笑了。只有站在自己的利益这个基础上,政治才可能是严肃的、真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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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经济决定论是处身于一个官民分立的社会,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霸道的、强势的哲学,它必须保证自己不动摇官民分立的社会结构。官民虽然有着同样的信仰,但民并不是出自对官的模仿,也不是因为官的教育。因此,二者之间在经济决定论面前是平等的,这与革命时代有着根本性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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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经济决定论也试图衍生出一套更加完整的社会组织理论,打通官与民之间的鸿沟,让国家建立在每个人的心中。它以人的自利性为根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社会也会自动越来越公平,政府和民众之间也会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它还相信自由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因此,它往往暗含着人人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的含义。它甚至暗暗期许经济发展会解决政体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会波澜不惊地建立民主制度,至少是法治国家。因为在它看来,人们都只是在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才会是真正当真的,而经济的发展总是会满足人们的这种追求。因此,各种冲突都只是发展的长期效益或者短期效益的冲突,或者只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分配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的。它满怀信心的要求那些短期效益服从它所认为的长期效益,要求局部的利益满足全局的利益,要求利益受损的人稍安毋躁。在内心,它坚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早会落到每个人头上的,虽然有多有少,有快有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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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经济决定论所提供的遥远的美好结果,整个社会其实都不太当真。人们懒得去思考那么长久以后的事情。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子孙着想,如同他们不愿意想起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太当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决定论看来,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事情,任何为经济衰退的着想都是别有用心或者杞人忧天。它从来也不愿意相信一个政治体有可能要面对经济波动的严峻挑战。它常常也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一切其他的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已经解决了。它以这种口实把其他的问题无限期地推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哪怕政治问题已经逼到了眼前,它也缺乏足够的敏锐去辨识它,也就没有能力面对它、解决它。经济决定论也堵塞了统治者的耳目,使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只能处理临时事务,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所必须的深谋远虑的品质在我们的整个统治阶层却极为罕见,它宁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好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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